朱熹讲知与行的关系是真知必能行，王阳明讲知与行是真知即是行。知与行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其实是同一个过程在不同进度上面的两种展现，毫无疑问王阳明是对程朱理学的超越。
曾国藩家书里对于知行合一是这样说的：毕竟知先行后，至于纯熟，乃能合一。
你总是感叹读了这么多书，懂了这么多道理，却仍然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如果按照曾国藩的话来说，根本没有纯熟地使用，而且甚至有的根本就没用。
你想想自己人生当中改变的过程，要么是因为有外在的压力逼迫，比如老师说完不成的今天晚上完成了再回家吃饭，要么是因为内心有美好的向往，比如有喜欢的对象了，就总是想要把美好的一面留给对方。
不管是哪种方式，都是在要求你去把得到的知识应用到你现实的生活当中。
王阳明有一次请学生吃饭，给学生准备一桌酒席，可谓是百年难遇的“谢生宴”。王阳明感谢学生，学生都感觉很奇怪：明明是老师教导我们，现在怎么反过来要感谢我们呢？王阳明回答“始吾登堂，每有赏罚，不敢肆，常恐有愧诸君。比与诸君相对久之，尚觉前此赏罚犹未也，于是思求其过以改之。直至登堂行事，与诸君相对时无少增损，方始心安，此即诸君之助，固不必事事烦口齿为也”。
引用这么长的一段话实在是因为太过重要！也太过实用！
王阳明说的是他作为老师每天给学生们讲要知行合一，要致良知，既然讲出来了，千万不能只是口头上说一说，更是要警惕自己是否按照说的去做。就是这样不断地在生活当中谨小慎微地生活，不断地对照着自己讲的去做。等到有一天面对学生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完完全全可以非常坦荡地面对学生的时候，就明白自己的境界提升了。
中国儒家非常推崇教学相长，现在市面上很多大牛都是从新东方出来的，比如罗永浩、李笑来，一个做手机做得风生水起，一个是数字货币的领军人物。
甚至马云也当过老师。
其实，这也就是儒家之所以如此提倡教学相长的原因，当老师能以一种外在的作表率的形式去让你更好地把所知道的东西运用到具体实际的生活当中。
但其实要达到知行合一，还有一种更好的但是却更难的方式，也就是王阳明最后悟出来的“致良知”。
曾国藩讲“于毁誉祸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层功夫。此处有定力，到处皆坦途矣”。
李白讲要跳出去，要“空然物外”。
苏轼也讲：“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人生就是要不断地提醒自己是否还在状态，是否有在按照自己想做的、想成为的那种人去生活。
我们总是觉得人生很长，但人生其实是很短的。即便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理，也会在平时的操劳和烦闷当中忘记。最应该做的就是随时提醒自己生命的短暂。
就像梁秋实先生写的散文《时间即生命》当中的：“没有人不爱惜他的生命，但很少人珍视他的时间。如果想在有生之年做一点什么事，学一点什么学问，充实自己，帮助别人，使生命成为有意义，不虚此生，那么就不可浪费光阴。这道理人人都懂，可是很少人真能积极不懈的善于利用他的时间。”
良知取自于《孟子》所说的“不学而能，为之良能；不虑为知，为之良知。”但是很显然王阳明所说的良知要比孟子这里的每个人天生的良心和道德自律要高很多。因为王阳明曾经还有一句话“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
很多人知道王阳明都是因为他的知行合一，但其实比知行合一更重要的，也就是王阳明在晚年一直说的“致良知”。
王阳明有一个学生叫周道通，在知县的任上，跟王阳明说自己工作纷繁复杂，搞得他内外交困，就问老师我也每件事情都反思总结了，但是仍然疲惫难耐。王阳明回复周道通说“事物之来，但尽吾心之良知以应之。”
周道通之所以总是觉得疲惫焦虑，就是因为并没有致良知，而总是在做利益判断！
所以王阳明在庐陵县令任上，在白鹭洲书院讲学来开导人心，重新修建两个亭子，就是“申明亭”和“劝善亭”。
劝善亭是来标榜那些有道德做好事的人，申明亭是选出德高望重的老人，来对民间的一些纠纷进行评判，再来进行劝告。
再加上王阳明一系列的便民、惠民措施，到最后，老百姓都被王阳明感动得“涕泣而归”。
还有一件事，也能看出王阳明的致良知。
当初南昌宁王叛乱，南方的官员上疏都没敢直接说是宁王要反，只是说南昌有变、江西有变，都在为自己留后路的时候，王阳明冒着兵败杀头的危险，以一己之力大战宁王，最后活捉宁王。
所以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事情，每个人内心是都有光明的选择在，遵从内心的光明出发去做事，才会有光明的人生。
相应地，就好像卓别林写于70岁当天的《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当中的第一段话，
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
我才认识到，所有的痛苦和情感的折磨，
都只是提醒我：活着，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
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真实”。
南京师范大学郦波教授把致良知称之为人类文明历史积淀下来的智慧、道德与灵性的自觉。非常准确！
也只有每个人内心的光明找到了，才能真正地走向自我实现，也就有了真正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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