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尽江南》是《江南三部曲》第三部 ，谭功达的后代谭端午，这位生活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这是我们熟悉的年代，恢复高考，改革开放，个体户出现，乡镇企业崛起，城市大拆大建，房地产行业起步，这是一个祖辈和父辈都无法想象的黄金时代，身处期中的诗人谭端午，却在社会中迅速贬值，成了时代的边缘人。
20世纪80年代初是个诗意的年代，诗人光芒四射，吸引众多文学少女，有着“光明前途”的青年诗人谭端午和文学少女李秀蓉在招隐寺一相逢，就偷吃了禁果。分别一年后再次相遇结成夫妻。谭端午成了一个坐在地方志办公室里“一天天烂掉”的失败者，改名为庞家玉的妻子却脱胎换骨，变为了精英律师。谭端午每月两千多一点的工资只够他抽烟，虽然仍然写诗，却羞于拿出去发表。妻子的收入却跨越式增加，声望和欲望也在肥厚起来。小说从家庭的角度来描写时代，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着的人物命运。
一、游离时代的旁观者
谭端午是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生，有了诗人的名声，又进入了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成了社会的精英。踌躇满志的他，毕业时遇上了一件席卷全国的大事，以为正是创造历史，旋转乾坤的时机，情绪高亢地投入其中，却发现自己像发了一场高烧。从北京回来后，开始自我放逐，拒绝导师安排的工作。后经陈守仁、徐吉士的帮助，几经周折，才在鹤浦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找到一份工作。这个轻闲的地方，他自由上班，看看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听听海顿或莫扎特的曲子。他既没有物质追求，也没有精神欲望，只是冷眼看这个世界，游离于时代之外，成了一个无用之人，被妻子称为一天天在烂下去。
他遗传了祖父辈理想主义的血脉，祖母陆秀米在理想破灭后闭门不出，隔绝于社会之外。父亲谭功达在理想规划失败后，在花家舍禁而不出。他在年轻时投入地亢奋了一次，逃回家后，认识到自己既无力改变时代，又不愿随波逐流，只能守住内心的平静，做一个社会的局外人。在单位与人保持友好且得体的社交距离，在家对妻子也是不关心不干涉，对儿子只关心他的身心健康，而不在意他的学习成绩。这既是他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是他自我保护的手段。
二、追赶时代的成功者
李秀蓉船舶制造专业毕业，毕业后没有从事专业对口的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中满足于摆地摊，倒卖廉价服装，还开过一家专卖绿豆糕的小店，很快就倒闭了。丈夫想让徐吉士帮她找份工作，她已经摸到了时代跳动的隐秘脉搏，认定和那些早已被宣布出局的酸腐文人搞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经过高人指点和自学，如愿取得了律师执照，与人合伙，在大西路上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从此成了成功人士。
不过她获得成功的手段并不高明：律师执照是作弊得来的，儿子升学是花钱托关系办成的，就连唐宁湾房子被占这件事，也是黑社会出面帮忙摆平的。学法知法的她，一次次试探道德的底线，在法律边缘打擦边球。她每天接到伤害底层百姓的案件，如强拆案，弃婴案，企业改制工人下岗案等，面对他们的遭遇，她会流泪，内心纠结、迷茫、痛苦，这些负面情绪累积，像结石一样化不开。她越成功，犯的错越多，她一次次去西藏想找到灵魂的栖息地，却至死都到不了西藏。另一位搞房地产的商人陈守仁，拆迁开发越成功，犯的错误就越多。他在远离城市的地方，为自己建造了“呼啸山庄”的别墅，最后却倒在了家门外。
他们与时代合谋获得了成功，内心却还保有一块纯洁的地方，他们内心始终不得安宁，直至反噬其身。
三、寻找精神家园的流浪者
绿珠父母都是生意人，十七岁那年与母亲大吵一架，开始离家出走，唯一的伴侣是随身携带的悲哀，游遍了大半个中国之后，到了甘肃的敦煌，被姨夫陈守仁带回。为了远离俗世的喧嚣，绿珠拒绝融入陈守仁的交际圈，径直走向了远方。
绿珠超然于物质世界之外，没有世俗纷争的喧嚣，却有灵魂出窍的清静。她鼓动陈守仁捐资 “大自然基金会”，支持环境污染的治理。她拿着相机在鹤浦范围内拍鸟，想弄清楚鸟的种群、存量以及主要的栖息地。她又去云南的山林里建设乌托邦。可是她被想象出来的乌托邦生活弄得心力交瘁，最后她选择回到现实，回到鹤浦。开始时，他和谭端午一样与现实保持距离，多年的漂泊和流浪之后，她清醒地意识到，在这个时代，纯净的精神家园不可能找到，乌托帮不过是另一种现实。当人人都贪婪地攫取所谓的“成功”、沉溺于享乐主义，那么社会道德的底线便越来越低，最终受到伤害的是生存在这个社会里的每一个个体，所以踏实地做一点保护环境的事，让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春尽江南》小说中，谭端午、李秀蓉、陈守仁、绿珠、还有谭端午的大哥王元庆等，这些人物都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资本像飓风一样刮遍仲春的江南，有的人选择冷眼旁观，有的人选择投身其中，还有人选择精神探索，不过他们都没有忘记给自己的灵魂寻找家园。作者用小说的形式，揭示出个体精神世界的贫瘠和空虚，往往表现为物质欲望的扩大。同时指出物质财富的丰富消除不了精神上的痛苦，唯有守住内心的平静，才有生活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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