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国维所有的美学著作中,《人间词话》是后来学者研究最多、所引起的争论最多的一部著作。这本词论之作之所以会产生这样广泛深远的影响, 关键就在于它是处于新旧冲突和中西冲突时期的一个极为特殊的产物。在中国大门大开之际，西方文化裹挟着种种新鲜的激流涌入中国“传统 ”的文化领域。由此可见中国之“新”是具有“外源性” 的，故而在诗论新旧交替，中西碰撞的时节，所产生的矛盾根源只有一个，即“中西矛盾”。这是王国维创作《人间词话》的大的历史背景。
在这个阶段，守旧主义的，拿来主义的都是中国学界所具有的思想潮流。例如和王国维《人间词话》同时期创作的词话作品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就在内容上几乎没有受到文化冲击的影响，在传统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一蹴而就。这说明在西方文化融入中国的时候，仍旧有一部分人坚守着中国传统诗词美学的阵地。
然而，王国维并不是忽然有这种文化美学的论调的。王国维创作大量具有强烈情感特征的诗词的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他的“哲学、美学时期”。从这一时期的理论价值取向来看，他的文学、美学理论却正与其创作取向相反，像是天上的理论，远离了世俗陈规，感情起伏的烟火，追求理想的“纯粹美”“形式美”，具有很强的偏理性，这与他同时期创作中经常出现的“人间”思想看似分裂、矛盾。也就是说，这段时间他的文学理论主张与他的文学创作好像走的是两条路，理论与创作之间有冲突。
在这个时期，王国维的哲学理论中，汲取了来自叔本华、康德等人的非功利的美学特质。某种程度上来说，处于学习阶段的王国维无法完整的将刚刚从西方传来的美学思想融汇贯通也是产生他这个时期美学思想理论与文学创作产生割裂的诱因之一。他指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真正的文学没有什么实际功用，不能给作家带来什么利益，文学要有自己的价值。在1905年《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王国维批评道：“又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王国维认为当时有两个类型的文学家，第一个类型是职业的文学家，另一种是专门的文学家，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为生活，文学成为其谋生求存，赚取金钱的手段和方式；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这种类型的文学家就如现在的艺术家，有着独特的追求和崇高的艺术信念；另外，他认为以文学为职业的文学不是真正的文学。
这种论述其实就是在西方文化了解尚浅之时的见解，可见是严重地脱离了人的思想和情绪，把文艺创作的来源和基础弃之不顾了。具有着脱离实际的特点，这使得他更加像一个西方茕茕孑立的西方艺术偏激分子。在西方美学观念里，美学的复兴带有着相当强烈的阶级性和宗教意味的反思与考量，认为美术是上流社会之宗教，美成了上流社会少数人寻求精神寄托的避难所。这种庇护所理论在晚清具有着乌托邦式的吸引力和诱惑性，对于当时的艺术研究者来说，更是成为一种寻求避世，重构心灵的终极见解。对于哲学时期的王国维来说也不例外。
正是这种文学上和理论上的矛盾和冲突，使得王国维自己也陷入了痛苦和挣扎之中。超脱世俗，追求艺术之艺术，美中之美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很容易陷入思想的禁锢之中，在文学基础的现实性之下，过高的美学追求，使得他无法进行真正的创作。这一时期，他的文学理论是由西到中、由上到下的，是典型的哲学美学。在应用西方美学的方面就有强行解释的意味。在意识到这个问题后，王国维的自我革新才渐渐开始。
《人间词话》正是他的美学思想由哲学转向文学的标志著作。在这个时期，他的创作来源和思维感悟，相对带有着更多对事态炎凉，跌宕俗世的感慨和情绪的分析。在观念上吸取的西方的美学观念更多的融汇到了中国传统美学之中，带有了一定的跨文化历史语境。在这一新的语境中，原有话语中“征圣宗经”的表达方式发生改变，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开始向通俗化转变。对此，当时很多人感到忧心忡忡，甚至觉得亡国灭种之祸不远矣，毕竟西方文化是伴随着西方强势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以强势的姿态涌入到中国的。很多人都认为西方文化可能会断绝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让中国的精神死亡。但是王国维站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角度审视却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他在《论近年之学术》开篇处，以宏观的视角论证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能动之时代”都是在“外界势力”影响下促成的。同时，“受动之时代”的共同特点在于缺乏“外界势力”的刺激与对话，从而导致学者产生了抱残守缺的观念以及思想上的停滞不前。他认为宋代学术之所以能转“受动”为“能动”，全得益于印度佛教之东传。若是在这个时机，中国的诗论要摆脱宋儒之后形成的停滞不前的“受动”局面，唯一的出路就是“西洋之思想”的传入。
因而我们能够理解王国维在这个时期，对于“西学东渐”的看法就已经带有这辨证批判性了。在《〈红楼梦〉评论》一文中，王国维自己认为其批评的“立脚处”全在叔本华的理论，但如果细细观之品味，我们能够看到王国维与叔本华理论建立对话的努力，而不是毫无思考地照编照抄。
同时，王国维还以海纳百川的姿态将西方美学体系较为准确地引入中国，包括尼采、叔本华、康德等西方哲学、美学集大成的大师著作和理论。并且利用这些先进的西方美学思想将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建立起来。他对美以及审美的基本性质、功用以及范畴进行了系统性的阐释和定义，并使美和艺术走向自律和独立。在诗学的基础上，《人间词话》某种总程度上就带有着这样的性质和思想焦点。缪钺1943年所作《王静安与叔本华》就指出，“‘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又曰：‘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皆与叔氏之说有通贯之处”，缪钺在这里着重阐发了王国维与叔本华理论的相通之处。周振甫的《〈人间词话〉初探》论述境界说在主体与客体关系、优美与崇高关系、理想与现实关系、天才论等四个方面受到叔本华唯心论的影响，认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关键概念“境界说”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
如此看来，在《人间词话》诞生之际，正是王国维本身的理论体系建立完善的时候，在西方美学学说和中国传统美学的交融对话之中，找到了先创性的中国文化向世界文化吸取先进成果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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