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在这类人身上，同时存在着两种截然矛盾的特质，一种是保证事情必然实现的执行力，一种是让简单事情变复杂的杞人忧天。这两种特质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持，在对事态进行预估的模型里，他们往往会做最坏的打算，吝啬得不肯为自己保留一丁点儿运气，但抱着最悲观心态的同时又会付出最积极的努力。
获得安省提名项目邀请的Y小姐是北京大学的学士和加利福利亚大学的硕士。相对于许多其他申请人而言，获邀本来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因为只有非常优秀的申请人才有可能获得邀请的机会。
记得以前给学生申请海外留学的院校，条件不太好的学生更容易在获得offer后表现出由衷的喜悦，相反那些相对优秀的学生，仿佛只是得到了一个按部就班的通知，很难捕捉到太多喜悦和满足的反馈。
于是我想，是不是获得意料之外的成功或者得到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会才更加让人快乐？通过努力付出和充分准备取得“应得”的成绩反而不值得开心呢？
回到那位被提名的申请人Y小姐，好像永远不可能满足于当下，始终处于对未来的期待和焦虑之中。获邀之前是对结果导向强烈的不确定，隔三岔五地与我们“互动”，分享最新的甄选与获邀动态，足见其强烈的期待和在意。按理说，期望越高，满足后应该会有越强烈的喜悦。可在这些优秀的人身上，常常看不到预期的结果。
当我们在忙着处理后续流程的操作时，我提出先告知Y小姐这个好消息，以为在长达数月焦急的等待之后，她终于可以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了。事实证明，最开心的竟然是我们这些”局外人“，而当事人Y小姐已经在为45天的有效期内递交材料而惴惴不安了。
Y小姐请求律师立刻、马上帮她申请延期，律师拒绝了，担心这么早就申请延期会导致申请被拒。其实需要递交的材料并不多，但因为她目前在国外，所以准备银行流水等资料会有点困难，一定程度上我们理解她的顾虑，但觉得不至于焦虑到这个地步，毕竟才刚刚开始，还有这么长时间，大可以先做尝试。
Y小姐不理解为何省府要拒绝她的延期申请，在官网上搜索各种条款来支持延期的可行性，并要求我们给出反面的证明截图。她声明如果律师无论如何都不愿协助，就只有自己打电话去省移民局了。在简单明确的温馨提示之后，我直接代律师以无法承担不可控后果的理由拒绝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Y小姐的焦虑与日俱增，因为时差的缘故，文案每天醒来就会看到昨天夜里七八十条被客人刷屏的消息。她详细解释了自己的困境，我看到了下面这段非常精彩的演算：
“现在飞回国需要72小时的核酸检测，但由于所在地疫情严重，可能要等5-7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出结果；由于当下国际航班非常有限，一旦错过，不知道要改签延期到多久以后；如果万幸以上机关都顺利通过，还要在国内完成14天的隔离；省府要求在45天内递交申请，今天已经过去了7天，只剩下38天；38-21=17天；出去周末，可能也就2周；这两周工作日，我还要尽快落实这边核算检测的各项内容；回到国内第一时间要打流水，还需律师检查是否符合标准；所以时间非常紧张，并且不容许出错；总结来说，从回国的可行性角度来说，每一处都存在很多疑问，我不敢保证我能赶上45天的期限。”
她条理清晰地列出一切可能出现的障碍，呈现出全面、理性、严谨的逻辑。她有充分的论据来支持她的悲观结论，也越来越被自己理性而周全的预设吓住。她迷失在自己编织的紧张timetable里，无法被安慰，除非问题按照她想象的方式发展下去。
相比另外一些雷打不动的客人，Y小姐显然是一位省心许多的客人，高度的能动性和自我负责的态度会让她想尽办法去解决一切问题。可是怎么说呢？我们都觉得她太累。
我发现在这类人身上，同时存在着两种截然矛盾的特质，一种是保证事情必然实现的执行力，一种是让简单事情变复杂的杞人忧天。这两种特质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持，在对事态进行预估的模型里，他们往往会做最坏的打算，吝啬得不肯为自己保留一丁点儿运气，但抱着最悲观心态的同时又会付出最积极的努力。
我仿佛能看见她这些天与大使馆、各个银行以及曾经的雇主公司的忙碌交涉的样子，也看见自己曾经或现在的某些影子，蓦然发现只有当你变成另外一种人，才能看见自身的局限性。但我觉得也没什么，局限在所难免，能够心安理得地做自己就挺好的。
稍显遗憾的是，这些优秀的品格反而抬高了快乐的门槛，使他们永远活在对下一个目标的追逐里，无法享受当下的快乐，甚至无法体会对于普通人来说的“天大的幸福”。
当第二天一早文案向我汇报说Y小姐亲自打电话去省移民局结果被拒了，现在准备26号回国。Y小姐的固执和执行力让我同等惊讶。但同时我又好像一点儿也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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