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大概三岁或是四岁，半夜发起高烧。母亲摸摸我的皮肤滚烫滚烫地，感觉将近四十度，她心里紧张起来。就这样一直烧下去，害怕孩子会烧坏，半夜两三点她叫起父亲，说：“这孩子烧得不行，得赶紧找先生打针。小孩子不能大意。”父亲和母亲找些厚衣服把我包好，一人打着手电筒，一人背着我，在黑漆漆的夜里往村诊所的方向摸索去。
从我家到诊所要绕过一个干涸了的低洼的坑，过了大坑，再连续走上二十几分钟。深夜里，母亲拍打着诊所的门发出砰砰的声音，惊得近处几户人家儿的狗狂吠不止，并一阵比一阵凶。母亲边拍门边喊人：“俺家里的小妮儿烧得厉害，您得赶紧给瞧瞧。听到了就麻烦开门儿。” 私人诊室的灯亮了，这家诊室是村里的一位医生从自己家僻出的一间土房，只有一位医生。小时候生病身体难受的时候，母亲带我来这家门诊，只要来到简陋的土屋诊室，那小小的心就好像变得安静耐心起来，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用听诊器在我胸前滑动，静止又滑动，我身躯里的虚弱和母亲的唉声叹气会短暂的停止，酒精气味的棉球擦在皮肤上，也一并擦去母亲的担忧。每一次针扎在皮肤里，小妮儿的心会觉宁静起来。
大烧的那晚，看完病从诊室回来，母亲跟在后面，用手电筒打亮前方，嘴里提醒着慢点走。我趴在父亲的背上，头侧靠他，睡梦中有一点微弱的意识，隐隐约约听到父亲的脚步声儿，还有上坡时喘息声儿。
二零零二年，非典时期，陷入惊慌的县城唯有校园里还能让人感受到几分人心的镇定。高中校园的铁大门紧闭了好几个月，大门旁边有一扇小门，只在中午午饭时开放，同时，外面的人不允许进去。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回家，物品也没有办法回去取。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手机，也没有支付宝，每个月几十块钱的生活费也快用完了。我隔着铁大门，远远地听到母亲喊我，我看到母亲的面孔，那是一张多熟悉的面孔啊。母亲第一次来我的学校，母亲说“我给你送钱来了”，眼神里满是怜爱，比平日见她时多了浓郁的不安，声音也和平时不太同，那不安的眼神里和异样的问候里还有几分安详和遇到灾难时抱持的庆幸。
母亲从布袋里掏出一个布钱包，从布钱包里握住一卷钱。这卷钱由几张十元和五元的人民币卷在一起，她先是把钱塞给我，接着从布袋里掏出一些东西来，有她做的点心，她路过镇上水煎包摊儿时买的十几个还有点温热的包子。“你不能回家，我来看看你，顺便给你送点钱。怕你钱不够用。” 母亲的声音很平静。我接过母亲的布袋子，和母亲待了一个小时，我们一起在校外的小饭店里喝了胡辣汤，吃了烧饼。分别时，母亲隔着铁门目送我走，转过身后的我热泪盈眶。
高中的生活是单调的，我们就像一个学习的机器，大脑被一种生冷的信念挟持着。一所高中里几千个学生，中午十二点的电铃一响，每层楼的班级门里像流水一样流出黑压压的人头，黑压压的人头从楼道里流出来，经过教学楼的走廊，再流到粉着白色石灰墙的食堂区。我们的食堂是一片开放空地，一排排盛放着饭菜的大铝盆被搁在石板上，整齐地冒着热气。有炒土豆丝、大白菜炒粉条、红烧茄子、大白菜炒猪肉、蒸面、绿豆汤、海带丝和鸡蛋做成的胡辣汤，馒头通常由两个小方形馒头组合一起，它有一个名字叫“杠儿馍”。打菜的师傅从圆形大铝盆里轻快地刮起一勺菜，再迅速地点入学生们的碗托里。我们的餐桌是由一排排的石板组成，没有椅子，学生们见缝插针选地儿、用餐。学生数量多，石板不够用，我们就把饭盒放在地上，蹲在地上吃饭，于是整个露天食堂又成了一片黑压压的人头。
我正在低头嚼着馒头和菜，忽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抬起头，看到父亲矗立在离我十几米远的地方。他远远地看着我微笑，这是父亲第一次来我的学校，他来给我送生活费。我看到他有点惊喜，腼腆地叫了声爸爸。他第一次见识到这么多学生一块用餐的场景，后来听父亲说，那场景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并深深的触动了他，以后的很多年他每每想起来，就对我们那样的学生有一种天然的悲悯。父亲后来告诉我，他当时心里是难受的，那种简陋以及附带了对女儿的怜爱，让他觉得为平日没有节约下来的花费感到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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