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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扩张时期，军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颇为暧昧，从效忠于国王到效忠于国家，这中间有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军队国家化也是帝国结束的重要标志。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效忠于国王而非国家的军队是帝国主义滥觞的根源所在。在新教地区，由传统贵族构成英国国会和法国三级会议，对国王的专制权力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制约。国王权力与公民（贵族）权利的对抗，最终导致了共和革命，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先后被火器武装起来的公民军队送上了断头台。对于路易十六的被杀，炮兵学院毕业的拿破仑毫不同情，反而充满蔑视。在他看来，国王不应该向人民屈服，而应该用大炮轰击民众。
1644 年，英国率先爆发国王权力与议会权力之间的内战。当时，英国议会授权克伦威尔组建了一支属于国家的新型军队。新军于次年建成， 22000 名志愿兵，分成 12 个步兵团、 11 个骑兵团和 1 个龙骑兵团。步兵中，火器（火绳枪）的配备高达 75% ，而 1571 年西班牙驻尼德兰军团中，火枪手只有不到 30% 。
英国人的枪炮声响彻了整个地球。英国皇家学会创始人弗兰西斯 · 培根（ 1561——1626 ）赞叹道：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东西已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这种变化如此之大，以至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种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
火器技术并没有终结战争，但它终结了自古以来原始游牧民族的侵略战争，并转而将他们变成现代战争的受害者。
明朝晚期，官场日益腐败，对火药的管理出现了很多漏洞，火药引发的事故层出不穷。如果发生在火药厂或火药仓库的话，更会引起连锁反应，后果不亚于一场灾难。万历三十三年（ 1605 年），京师城东南盔甲厂发生大爆炸。爆炸原因是火药年久受潮，有人想用斧子将其劈开，结果产生火星引发火药爆炸。事后统计，这场灾难共造成京营火药把总等军官 9 人和兵士 63 人死亡，另有重伤者 21 人，损毁房屋更没法数。
佛郎机这种铁制火炮采用后膛装弹和更长的炮管，并安装了准星、照门和炮耳，增加了火炮的威力和精度。可以分离的子铳相当于盛有弹丸和火药的匣子，可以轮番装换。由于减少了现场装填弹药的时间，装放速度很快，因而提高了单位时间内的发射次数，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优越于明朝的火炮水平。
黄仁宇进一步指出，明帝国衰落的原因是不懂“数目字管理”，或许是他没有见到曾铣这两份火器“数目字管理”报告，又或者是他没有看到曾铣的“数目字管理”得到实施。事实上，军事家戚继光就是一个精于算计的“数目字管理”大师，因此创造了战无不胜的戚家军神话。“当时虽然还没有钟表，但他用一串 740 个珠子的捻珠作为代用品，按标准步伐的时间一步移动一珠，作为计算时间的根据”
有人根据历史记载进行过统计，明代中后期，军队的步兵营编制中，火绳枪手占作战人员的 50% ，占全营编制的 40% ，如果加上火箭，火器的使用比例超过 50% 。车营的火器手占全营编制的 41% ；辎重营的火器手占全营编制的 58% 。这个比例几乎超过了同时期的西方军队。
经过这场战乱，传统的贵族政治走向土崩瓦解，手握火枪的农民和土豪“以下克上”，成为炙手可热的“大名”。到了战国后期，火绳枪的“种子”已经在日本开花结果。当时被公认的天才军事家武田信玄，据说就是遭到火枪的远距离狙击而丧生的。
因为织田信长的军队率先装备了火绳枪，这使他在冷兵器时代的日本所向披靡。织田信长还创造性地将火枪手分成三排：第一排瞄准射击，第二排待命准备，第三排装填弹药，谓之“三段击”。
当时日军所用大铁炮，其射程仅为 100 至 200 米。野战用时，须在 50 米左右发射，方可有效。至于明军所用火器，则种类甚多，有“大将军佛郎机、霹雳、虎蹲，子母等炮、火箭千百筒”，仅蔚山会战，明与朝鲜联军就有铳炮 1240 座，火药 69000 斤，凡铅 179600 斤，火箭 118000 支
平壤战役之后，日军主帅小早川隆景率军 2 万，将明军查大受部的 3000 骑兵围困在碧蹄馆。因为佛郎机火炮使明军具备远远超出对手的火力优势，再加上战车构成的防守工事，日军始终被压制在明军火炮射程之外，无法靠近。经过一天一夜的碧蹄馆之战，虽然明军损失 1000 多精骑，但日军的伤亡代价更大。
战争进入僵持阶段。经过两年多的休整、议和、册封等闹剧后，中日双方重新开战， 14 万日军对 7 万明军。明朝运来许多千斤重的大型火炮，并将其装在战车上，最大可发射七斤重的铅弹。这些大将军炮的到来，严重动摇了日军的信心
戚继光十分明白火器临敌时的弊端——唯有火器，是我所长，但火器又有病痛。且如三千军一营，便一营都是火器，不过三千杆，临时必下四面营，每面只得六百杆，况一营决无此多，又不敢以六百杆一齐放尽，思以何为继？只得分为五班，每班不足百杆。
万历四十八年（1620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独角兽”号在广东沿海遇台风沉没，船上配有26 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前装滑膛加农炮。肇庆推官邓士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创造了中国古代一次最伟大的打捞工程。这些嵌着东印度公司徽章的“红夷大炮”被打捞上来后，由两广总督胡应台亲自押送到北京。其中的十门直接被送到宁远城，交给袁崇焕。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里，这种以射程远、威力大而闻名的红夷大炮，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最重要武器之一。火器要比冷兵器复杂，红夷大炮则更为复杂。中国原有的火铳和佛郎机都仅设准星和照门，按三点一线射击，命中率不高。红夷大炮配有窥远神镜、量铳规、炮表等辅助设施，量其远近而后发，非一般人可以操作，而必须掌握一定的数学知识和计算能力。
当时，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都极受明朝礼遇。他们万里迢迢来到中国，原本是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结果却发现，比起上帝来，中国人更喜欢他们的枪炮，所以他们便竭尽全力帮助中国人造起枪炮来。在利玛窦和礼部尚书徐光启等人的努力下，明朝经澳门也进口了不少红夷大炮，还聘请了 23 名欧洲人担任军事顾问，并着手对红夷大炮进行大量仿制。
佛郎机射程只有 500 米，中国铁火铳虽然可以达到 1500 米，但偶尔总要炸膛一次。 1 吨多重的红夷大炮可以轻松打到 4000 米，再加上可怕的开花弹，使明军获得了一种明显优于女真人的武器，这也成了袁崇焕最大的底气。红夷大炮甫一出世，就结束了努尔哈赤的神话。
当时，欧洲的国王们正依靠军队开疆拓土，在中国则恰好相反，军人的地位极低，这让初来乍到的利玛窦惊讶不已
驻守宁远的士兵一度因四个月无饷而哗变，后来向商人借了五万两银子才勉强化解危机，巡抚毕自肃因此而自杀。宁远兵变也是袁崇焕被杀的主要原因之一。
晚明时期，日薄西山，无论是抵抗女真的边防，还是镇压民变的官军，起事哗变，反戈一击者不胜枚举。相比之下，登州精锐火器部队的兵变，对明帝国的打击则更为沉重。明朝为了这支现代化新军，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不仅配备了许多最先进的火炮、火枪，还从澳门聘请几十名葡萄牙炮兵教师，本土的大量技术专家也云集于此。但就是这样一支上万精锐的帝国王牌部队，竟然因为军饷不足而发生兵变，最后携带大批先进的火炮装备投降了女真，直接改变了明朝与女真之间的力量对比。
宋朝灭亡后，忽必烈召见宋朝降将，问他们：“你们怎么那么容易就投降了？”这些降将回答说：“奸佞贾似道专权，总是优待文人学士，而对我们这些武将功臣轻视怠慢，我们这些人感到很受屈辱，早就忍无可忍，所以遇到战争机会，便望风送款。”忽必烈听了很不以为然：“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即贾似道），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
参加过这次战斗的瑞士人阿布列特 · 赫波特回忆说：郑成功的舰队装有精良的大炮，他们用大炮和火箭猛轰，想烧掉我们的船帆。还不到半小时，突然起了一阵火花，“砰”的一声，我们以为是敌船毁掉了；但当黑烟散后，才发现那是我方三船中最大的一只，叫作特洛亚的海克托号，船上有一百名战士，也随船一起炸飞了，一个也没有逃脱。剩下两船不得不退回原来的碇泊处。与此相反，敌人却十分骁勇，不断登陆，凶猛地向我们冲杀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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