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金融时代
中国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20年变迁新格局,消失的边界: 两地资本市场一体化!
【编辑推荐 】
1. 献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及香港资本市场20周年。
2. 通过两地资本市场20年变迁史,阐述香港资本市场由“引进来”到“走出去”的投资变化,指导机构投资者及中国企业紧抓投资机会,践行国家战略。
3. 中信里昂董事长唐臻怡、巴曙松教授作序推荐。
【 内容简介 】
《我们的金融时代》是一本介绍中国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20年变迁与未来投资趋势的经济读物。
《我们的金融时代》通过解读两地资本市场过去20年的差异,以及未来在A/H市场融合趋势下,两地投资理念的互相影响,演变趋同,为机构投资者、金融从业者及企业指出香港资本市场未来投资机会。
2018年,香港回归后20余载,改革开放的40周年,我们身处的时代背景在改变。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居民正不断创造和积累大量财富,使中国从“资本贫乏国”转变为“资本富裕国”,而资本“走出去”成为更重要需求。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和国际化一直在推进,中国的两个资本市场:“在岸”的A股市场,和“离岸”港股市场在2014年沪港通后开始互联互通。2016年,随着交易层面额度限制的放开, A/H两地在二级市场层面接近于完全融合。2017年也成为内地机构系统性配置香港市场的元年,内地资金在香港产生更大影响力。 2018年4月24日,香港市场也迎来了20年以来*的改革——香港创新版,中国内地*近推出CDR(中国存托凭证)吸引海外上市的科技公司回归A股,中国内地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和联系也将进一步深化,中国的“在岸”和“离岸”两个资本市场的关联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
两地资本市场的边界正在消失,如何紧跟未来投资趋势,抓住投资机遇?在《我们的金融时代》一书中会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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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
杨灵修,中信证券首席海外(及港股)策略师,兼中信里昂(CLSA)首席中国策略师,及中国产品主管。在加入中信前,他曾担任瑞银UBS中国策略分析师,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驻香港经济学家等职。他及他所在的团队在2011-2017年期间多次获得国内外权威评选包括FinanceAsia, Asiamoney及新财富第一至第三荣誉。他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并取得美国华盛顿大学金融理学硕士,在中美核心刊物也曾发表多篇论文,包括《国际经济期刊》(中国),《MIT亚洲经济期刊》(美国)等等。
目 录
上篇 一个国家, 两个资本市场
第一章 中国香港———中国的 “离岸” 资本市场
香港市场 20 载: 从红筹股、 H 股到沪深港通
H 股 “全流通”, 又一场股权分置改革的盛宴
第二章 从 A / H 价差看两地资本市场的异同
过去 20 年, 什么在驱动 A/ H 折溢价
港股 “A 股化”: 一个 “离岸” 市场的 “在岸化” 进程
第三章 登陆香港资本市场
小米上市与香港创新板
25 年以来最大的改革: 迎接“新经济”
港股与 A 股上市: 差异在哪儿
赴香港上市, 需要知道的几件事
第四章 真正立体化的二级交易市场
融券做空: 一个成熟市场的“双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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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序一
2018年是改革开放的40周年,香港回归祖国已20多年,我们身处的时代在改变。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民创造和积累了大量财富,使中国从资本“引进来”转变为资本“走出去”。而香港市场,这一中国的“离岸”资本市场,与内地资本市场的关系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20年前,香港是资本“引进来”的窗口;而未来10年,在继续发挥“融资窗口”作用的同时,香港也将承担更多帮助内地资本“走出去”的责任。4年前,沪港通机制推出,实现了中国两个资本市场(“在岸”A股市场和“离岸”港股市场)的互联互通,中国“在岸”和“离岸”资本市场的关联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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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评论 】
中国居民需要全球性的资产配置,不仅投资于日益发展壮大的国内金融市场,也投资于海外金融市场,而中国香港无疑是资本“走出去”的*站。《我们的金融时代》有历史,有政策,还有投资策略,是一部十分难得的实操指引。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前央行货币政策执行委员会委员
中国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的互联互通,很可能是今后3~5年影响两地资本市场的*重要的事件之一。这部力作深入剖析了互联互通背景下两地资本市场所受的影响,对资本市场的监管者和参与者而言,都很有价值。
孙明春,博海资本董事长、香港中国金融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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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先阅读 】
第三章
登陆香港资本市场
小米上市与香港创新板
5年前的香港,错失阿里巴巴
2018年4月24日,港交所正式公布《新兴及创新产业公司上市制度》,针对三类公司的上市规则做出修订,开启了香港市场“改善上市公司结构”之路。三类公司包括尚未有收益的生物科技公司、采用非传统管治架构(“同股不同权”)的公司,及拟在香港做第二上市的内地公司。
这是25年来香港上市制度的最大改革,在这次改革中,小米成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同股不同权”的公司。5年前,阿里巴巴曾试图在香港寻求上市。但由于当时港交所不接受“同股不同权”的架构,而阿里巴巴的合伙制涵盖了这种双重股权架构(软银集团和雅虎合计持股60%左右),公司最终放弃在香港上市。5年后的2018年,香港的上市体制改革终于迈出重大一步,解决了是否接纳不同投票权架构公司、未盈利公司上市等议题,这在世界任何一个市场都是很难抉择的问题。
首先是关于中概股的VIE(可变利益实体)结构。阿里巴巴的上市主体是在开曼群岛注册的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阿里巴巴在境内设立各子公司[如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和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这些子公司通过协议控制着各经营实体(如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和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这些经营实体均是由马云和谢世煌持股的内资公司。阿里巴巴主要业务的VIE结构如图3-1所示。
阿里巴巴将股份存托在存托机构花旗银行,花旗银行指定花旗银行香港分行为托管机构,并在其中存入阿里巴巴发行的普通股,而后花旗银行以新增的阿里巴巴普通股为基础向美国投资者发行美国存托股份(American Depositary Shares,简称“ADS”)。
阿里巴巴上市之前的股东也可将持有的股份转为美国存托凭证(American Depositary Receipt,简称“ADR”)后在美国证券市场流通。阿里巴巴老股东将普通股存进托管机构花旗银行香港分行,而后存托机构花旗银行将这部分普通股转化为ADR。这样一来,老股东也能将ADR卖给美国投资者,从而达到变现的目的。持有阿里巴巴ADR的投资者实际上是存托机构花旗银行的股东,他们拥有普通股的分红权利,也可间接获得投票权,投票权方式一般由存托机构确定。当然,投资者也可以向存托机构申请,将ADR转换为阿里巴巴普通股后转回,只是这一过程需缴纳一定的费用。因为ADR的购买者不是阿里巴巴的股东,所以他们很可能面临无法分配普通股股利和无法实现与普通股自由转换的风险。阿里巴巴ADR的IPO架构及阿里巴巴老股东股份转让的ADR架构如图3-2、图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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