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记忆

 历史是什么？

江山唾手可得的1949年7月，毛泽东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战斗》一文，其中有一段是：“共产党是一个穷党，又是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德，共产共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03页）伟大领袖的“诙谐”不是人人都懂的，比如我。

看史料，1936年，红军攻破贵州石阡，掳走德国传教士耿友华。石阡天主教堂主教包美德在致省主席吴忠信的公函中写道：“现接来函，犹日夜吊打（耿友华），痛苦不堪，并勒索赎金五万元。”尽管宜昌行辕陈诚数次电请吴忠信营救，民国政府外交部，甚至蒋介石在4月9日亲自下达行营训令，将赎款增加至十万元“为便利与共党谈判”。倒霉的德国人没能撑住，耿友华死于4月二十八日。在4月10日公布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肃反委员会判决书第43号》中，耿被判罚款五万元。蒋委员长9日批复的十万元没有用上，而肖克贺龙同志也不知道委员长这么有诚意，煮熟的鸭子——飞了。

再看：贵州平越县（今福泉市）灾民王皆祥、刘樵松给县长殷之杰呈请恤救的信：“呈为共匪破城，屠杀抄掳，灾情惨重，恳请吁请恤救事。”“搜索队入城，进杀聂专员于东门护国寺门前。并搜出地方耆民男女数十人及壮丁数十人，一面挨家抄掳，城内仅四百余户，除赤贫者外，被抄者三百余户，财物一空。县城民众有当时杀死者，有中流弹殒命者；有跳城跌死者，有被其拖去者。次日开出西门向大麻窝方面而去，沿途杀死绅又十余人（另表附呈）。”看了附表《平越县惨被肖（克）贺（龙）陷城戕害官绅殉难一览表》，有名有姓有职务有年龄有死亡地点有备考，表下还有说明。比“死难烈士纪念碑”有鼻子有眼多了。

对于一个从小在电影里、连环画里看江姐许云峰小萝卜头的人来说，这种史料的“有鼻子有眼”至少使我相信他们“不要历史”，只要文字——被《我们》（扎米亚京小说名）允许成为铅字的文字。

书店来了一位女士。她想在书店销售她的《我的美国表姑：“圆顶房”下的今人与往事》。得知作者赵明和的家族背景以及大略翻阅此书后，我即刻同意，并承诺一定在最好的位置陈列。通过简短交谈，我只是觉得：一，书店力求把有关贵州的所有一网打尽，作为一个在省会的书店，竭力做好贵州文献这一块，贵州人想探寻贵州历史我们有“工具”，哪怕你想“盗”历史的“墓”，我也会设法给你一把“洛阳铲”；二，作者是自费出的，不错，她可能想抢救家族记忆，但她的家族（任何一个家族）历史也是社会史、思想史、人类史、政治史的一个部分，因为赵女士的特殊身份，使得她的家族史更具断代史的意义。就这点而言，不能让她在经济上亏得太多。

赵女士送了我一本，写上请我“指正”，回家后我一夜读完。巨量的历史信息引发我暴增的好奇心，我搜遍网站，发现赵女士家族有关人员几乎没有更多的内容。要知道，单单列出她的外公周素园、她父亲的外公刘显潜、以及我绕不清亲戚关系的刘显世、王伯群、何应钦等，就是一部几乎完整的民国贵州史。可是，资料是如此地少，如此地口径一致，如此地令人生疑。为什么？

即便是写她的父亲赵发智，赵女士也写得小心谨慎。这个刘显世侄孙，也是王伯群保志宁外甥的男人，和他显赫的父辈们相比一点都不逊色。

我是在南京几乎覆盖全城（指民国）的法国梧桐树荫下长大的。我对这种树的感情深沉到宗教层面，即便悬铃炸裂，落下恼人的絮絮，我也无怨，听见抱怨我心里会骂：忘恩负义！来到贵阳后，发现很多街道也有成荫成廊的法桐，很亲切。读了这本书才知道：如果法桐是南京的象征的话，南京人应该感谢宋美龄；如果法桐是我在贵阳解乡愁的灵丹妙药的话，我应该感谢赵发智。是他，把南京的法桐第一个引种到贵阳；是他，和贵阳第一任市长何辑伍（何应钦四弟）一起用烤烟代替了泛滥的鸦片，他是所谓的“贵烟”的“父亲”，这个南京中央大学园艺系的高材生，因为懂得种烟和烘烟技术，被何辑伍看中，委任其为省农业试验场场长，经过两年摸索，修建了贵州第一间烟叶烘烤房；是他，把贵阳变成了“森林城市”······

在历次运动中侥幸活下来的赵发智，有没有把不能变成铅字的历史记忆抢救出来，交给以后的岁月，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一旦这些历史见证人故去，或者在长期的恐惧中度余生，思想就会成为失踪者，“它连一个涟漪都不会泛起，不动声色地、熟视无睹地继续向前滑淌。”就像朱学勤在他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文中感叹的一样。随着思想被不断地暗杀，就像暗杀顾准那么大的“余数“一样，民间村落更为幼小、卑微的零散余数就注定要“无边落木萧萧下”了。更可怕的是，“在极端的处境下，人有一种自我保护和求生的本能，这是一种实用的、理性的选择结果。压抑羞耻和罪恶感便是这样一种本能机制。”（语出徐贲导读《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在我读到赵女士写他们父女之间那个“默契协定”，即，绝不对海外亲戚透露他们在1949年以后的遭遇、苦难时，我想到了徐贲的导读里关于“压制羞耻”的话。

对于一个也同时经营二手书的人来说，这个职业的幸运在于有机会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好书。正是这些有意无意打捞历史沉船的书籍，使我像个考古者一样，总是试图在有意无意、情愿不情愿的文字中找出真相。没有诸如198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这样的书，我们只能读到并崇拜毛泽东的“诙谐”······

现在看来，做二手书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我们毕竟出生过很多很多很不错的“爱情结晶”——其中的很多准生证来源于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后看来，做二手书是个不错的环保公益事业，因为从现在起，绝大多数书将是以后物流包装箱的纸浆原料——作为书，它们是对“书”的侮辱！

历史是什么？意大利国宝作家普里莫·莱维在他的《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一书中的序言里引用西蒙·维森塔尔的著作《刽子手就在我们中间》结尾处回忆党卫军喜欢用嘲笑的口吻训诫囚犯：

“不管这场战争如何结束，我们都已经赢得了对你们的战争。你们没人能活下来作证，就算有人能幸存，世界也不会相信他的话。历史学家可能会怀疑、谈论和研究这些问题，但他们无法定论，因为我们会毁掉所有证据，连同你们一起。即使留下一些证据，即使你们有人能活下来，人们也会说，你们讲述的事情太可怕了，让人无法相信——他们会说这是盟军的夸大宣传。他们会相信我们。而我们会否认一切，包括你们。集中营的历史将由我们来书写。”

党卫军的训诫比历史学家的解释精辟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