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皇帝立国之初，断然想不到，他一手建立并祈愿千秋万代的大明王朝，竟然会在他的后代万历皇帝的手上，出现谣传举行午朝大典的大乌龙。京城之中，大小官员遍地走，熙熙攘攘，好不热闹，临到了，不仅皇帝的影子没见着，事后还被罚了俸禄。吊诡的是，谣言根本不知从何而起，也无从证其真伪。就是今天之人所闻，也忍不住咂舌翻白眼：“成何体统？”
人人觉得冤屈，谁不是寒窗苦读方高中榜首，历来熟知孔孟之道，都是礼仪的趸，“乌龙”反映出来的是朝廷管理的混乱，进而是整个国家管理的混乱，该怪谁呢？
怪万历皇帝？因为数十年不上朝而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万历皇帝，年轻时就熟悉并坚定奉行各种礼仪，端坐龙椅，头戴着沉重的“冕”，确使前后各缀的12串珍珠整齐静穆不能轻易摇晃，以保威严。不论是活泼有的“亲耕”，还是受教于贤经圣典的“经筵”，年轻的皇帝并不是先天懒惰昏庸。他是何时开始对这一切失去兴趣的？兴许是他逐渐发现，于公，在文官集团的干涉禁锢下，纵使万般努力他也成不了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于私，费尽心机想将他与至爱郑贵妃所生的儿子立为太子被痛批为离经叛道，希望破灭。他的形象不外乎是一个宗教意义，于是，他撤下自己的“神像”以示抗议。
怪文官们？两任作风完全不同的内阁首辅先后折戟，谁也没讨了好去。前有作风大胆、锐意改革、雷霆万钧的张居正，他是万历皇帝的老师，深得皇家信任，把全体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密监视之下，努力厘清大明王朝错综复杂的土地和税收之关系，试图撇开正统无为的行政体制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统治方法管理大明天下，却在死后即被订在了大明的耻辱柱上。后有申时行，深谙官官之道，更被张居正死后被清算所震摄，于是变成一个太极拳高手，将居委会大妈的天份充分发挥于皇帝与文官集体团矛盾调解之中。但他的拳拳苦心，还是两面不讨好，最后因万历立储问题被参劾，灰头土脸地去职。
怪道德模范们？清官海瑞一脸辛酸，被参骇为“志大才疏”，同样是败下阵来。这个官至二品，死时只留下白银二十两，甚至不够殡葬之资的清官，又何以如此下场？海瑞的励行节俭、刚直不阿是出名的，他到南直隶就任时，吓得许多大小官员纷纷调走或主动离职。可他的道德标榜，只是大明用来稳固立国“道德”之本的标本，对于那些明举理想，暗揣私欲的官员们来说，这个认死理只领微薄的俸禄，不从当地拿取“成例”的人是官僚集团的另类，根本就不近人情，只适合高高挂起。官员们标榜的“道德”，不但虚有其表，更是“啪啪”打脸。
怪武官们？万历年间大名鼎鼎的武将莫过于戚继光。戚家军军纪严明、战术了得，他一改武将只有血气之勇的形象，研究军事理论，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战术，荡平了倭寇之患，福泽苍生后世。戚继光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不去触碰国家体制，而是在自己的职责权力之内将事情做到最好。他曾受到谭纶和张居张的赏识和举荐，但却有更多的文职官员喋喋不休，对武官大放厥词。敢于先发制人的，被他们说成是贪功冒进；须对战局精心谋略的，又被他们说成是贪生怕死。当他最终以贫病交迫的悲剧结局死去时，努尔哈赤已在白山黑水间崛起。
怪思想家们？李贽先当官后辞官，再剃度出家，本应在对政治万般失望之下潜心于经书修行，思想却依然留恋世间纠结不去。他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却无从建立一个新世界，甚至没有提出有效的建设思路。书中一针见血，“李贽和他同时代的人物所遇到的困难，则是当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简单，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
窥管见豹，不论是皇帝还是大臣，在即将雪崩之时似乎都是一片无辜的雪花，都不能为急转直下最终覆灭的大明王朝背锅。
洪武皇帝朱元璋苦心经营的大明帝国缘何沦落至此？黄仁宇先生抽丝剥茧，我们得以一窥究竟。明朝以“道德”为立国之本，实行中央集权制，重文轻武以规避唐朝藩镇之祸的隐患，由皇帝和文官集团通过宣扬孔孟之道、强调男女老幼之秩序管理庞大复杂的农村。权力的集中并未辅佐以管理方式的集中格局，整个国家缺乏行之有效的行政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各领域、各部门之间自行形成一对多、多对多、多对一的相通渠道，天长日久变成一团无法理清的乱麻。统治者手中只能拿出“克己复礼”作为维持国家长运久安的法宝，平衡方方面面的关系和利益。文官们一方面以诤谏为人生追求，求得千古美名即可，是否当真利国利民则不作为必要条件；一方面又在礼仪威严之下心安理得享受官僚阶级对社会的盘剥。武官们呕心沥血振作军事，却总被视作一介武夫，背后是王朝没有能力驾驭手握兵权的大将而产生的忌惮和恐惧，控制不了就死死压制似乎也是无奈之举。所以倭寇肆虐并不是没有原因，倭寇们是专业军人，大明却是以无军事素养的农民军迎战。戚继光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却对大明根本不重视军事建设无计可施，戚家军辉煌一时，不了了之。如果说海瑞仅是因为清廉触犯了统治集团的利益而被诟病的话，他在民间却照样吃力不讨好。在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对民间争讼既无法详细调研，也没有判决的先例，更没有适应的法律准绳，“一团乱麻”式的体制让公正断决的社会成本无限扩大，这个道德模范只能用“道德”凭感觉来干涉诸如土地所有权等民间纷争，甚至以情理判定杀身之罪。以一己之力试图扳正整个社会机器的扭曲运行，难怪不接当时地气，落得一身埋怨。明朝帝国的小心谨慎导致它只能以“道德”进行平衡，以“礼教”进行管治，平衡的手段是以扯先进的后腿以适应后进的节奏。对庞大的农民群体只要求其乖乖听话，只要乡绅耆老以“长老权力”调教其循规蹈矩即可，民智开启被彻底抛弃。民间的创造力被扼杀，农业社会的结构被焊死，加之没有有效货币制度和商业政策，农业文明没有获得向海洋文明转化的机会。万历十五年，皇帝不再上朝，张居正、海瑞、戚继光等国家栋梁相继去世，大明王朝像一只僵硬的百足虫互相牵绊踩踏，气息渐弱。立国276年之后，明朝在1644年终至灭亡。
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不仅有以上收获，还可以对其“大历史观”作基本了解，对不愿意懵懂度日的人很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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