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老师在谈论经典电影《死亡诗社》是曾提到教育的意义在于获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教育也会给我们戴上沉重的枷锁，使我们在自我与认同感之间踌躇而举步维艰。
正如心理学上有关“心理地图”的定义：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会受到环境和教育的影响而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和意识，形成一份“自我”，就如同地图一般指引我们行走在人生路上。而这种“地图”一旦形成，再行更改势必要耗费一定的时间精力。
我们人类作为群居动物不可避免的受到父母和环境的影响而形成根深蒂固的行为方式，诸如最简单的应当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到有关怎样做人、做事、“自我”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然而这些东西真的是一成不变的吗？别人所认为的“起高楼、宴宾客、娶娇娘”追求完美的物质生活真的是我们灵魂中“自我”所需要的吗？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只能成为大多数人眼中的完美，也可以如陶渊明卸任时写下“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那般潇洒任性。
现代人实在是太忙碌了，小时候拼成绩，长大了拼业绩，到老了还要彼此攀一攀谁的子女更“争气”。几十年前的人们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改变现状而读书；几十年后的我们为维持现状而读书，为改善生活而读书。然而这就是对的吗？如同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结尾的一句话：对是对，错是错，但还有一些东西在这二者之间。
环顾我们四周“快速生活”的人们，又有几位有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并且在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呢？正如当代大学生选择专业的标准，大体上分为两种：“父母觉得这个专业好”或是“这个专业能赚钱”。
“功成名就”仿佛经过数十年演化的深入人心的魔鬼，他从人懂事开始便支配着人们的生活。古有“范进中举”，一生为名利不顾一切的例子不胜枚举，今有千千万奔跑在“成功”路上的人们。我们的存在如同南唐后主李煜一般矛盾：心向远方，却身负使命。然而我们往往不如李煜洒脱：他没有在囹圄中郁郁而终，而是选择将自己的愁绪华为一江东流的春水，我们却常常在疲于奔命中迷失了自我。
我们的存在是什么？是宏观上的不值一提还是微观上的庞然大物？我们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是满足别人对自己的期许还是演绎人群中巨人的角色？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然而于我们每个个体，从零到一就是全部。活着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不是无止境追求所谓的意义。
人生而向往自由，却往往被一些不知所谓的东西绊住脚步。相信读过余华《活着》的人对开头福贵与黄牛福贵对话的场景印象深刻：他对黄牛福贵说：“好好干活，不然某某牛耕的地超过你......”那些提到的牛都是福贵编出来激励黄牛福贵好好干活、但却曾经真实存在于老福贵生活中的人。纵观福贵的一生，不仅和“一帆风顺”不占什么边儿，而且碌碌终生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意义”，但当他晚年和一头老黄牛一起回忆这一生路过的人，会发现这就是他的全部。所谓存在决定意识，我们的存在固然与时代和社会有脱不开的联系，我们也许的确无法摆脱自己所存在的时空，但在触手可及的范围之内仍然可以开启潜在创造力的源泉。正如尼采所说：“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一座桥梁而非目的；人的可爱之处在于，他是一个过渡，也是一个沉沦。”
也许这个世界上理想与物质的斗争永远没有休止，也许浪漫和现实永远也没有一个平衡点，也许被人认可和自我实现永远在相爱相杀。难道我们就要为此无止境地向物质与现实妥协吗？
这是一个有关选择自我的命题，除却千百年来固有的对于“成功”的追求，还有生活、感情、存在等等选择，可以像梭罗一样在瓦尔登湖建一座木屋，住在里面自给自足地直面自己的灵魂；也可以像杜拉斯那样选择自己所爱的人，轰轰烈烈终其一生；或是俄罗斯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选择：将自己的半生坎坷换算成音高和时值，即使死后也依然跳跃在跌宕的旋律之中。
“我们爱人生，并不是因为我们习惯于生。”我们存在于一个充满诗意和美的世界，它还有太多可能等我们去发掘和体验。与其一生盲目的按照已经形成的“地图”行走，不如尝试修改地图，慢下脚步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现自我之于“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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