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死刑存废”的一些思考
就在前天，2016年12月2日，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终于盖棺定论，最终宣告撤销原审判决。然而早在21年前就被枪决的聂树斌看不到了。
历经7890天的申诉苦旅，压在聂家人心头的血泪沉冤终得昭雪。终审宣判一出，河北高院通过官方微博向聂家人致歉，然而却舆论哗然，并不是预期中整齐划一的称快叫好，多的却是悲愤恼怒或调侃讽刺。
甚至有很多人说，理应下场大雪，下一场《窦娥冤》中的“天降大雪”。与此同时，关于“废除死刑”的呼声再次在舆论中沸腾， 汹涌的愤怒背后是对“正义”的大讨论，是人们不断提起的近些年来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浙江叔侄案”……舆论哗然过后的是悲愤恼怒还是调侃讽刺？亦或是悲哀惋惜？还是什么其他的情绪？
记得是在2015年的6月，继多地大暴雨令街巷成河之后，一条惊悚消息忽然在朋友圈和微博汹涌流动。内容千篇一律，大都是“建议国家改变贩卖儿童的法律条款拐卖儿童判死刑！买孩子的判无期 ！”、“我是来自北京的承诺者，坚持人贩子死刑！”、“我是来自湖南的承诺者，坚持人贩子死刑！”之类的。当天其实并没有关于儿童拐卖的重大新闻，但网民的情绪被人贩子的可恶和朋友圈信息的劲爆所点燃，一时间整个网络杀声四起，讨伐的、骂街的、义愤填膺站出来说“只有死刑才能平民愤“的……这样的评论与转发一条接着一条，民众心里仿佛住着一个“死刑场”，需要血的滋养。
“官方继续秉持少杀、慎杀的立场；公众在抽象意义上支持少杀，在具体个案中则杀声四起；法学者多数反对死刑，但也多半数承认立即废除死刑并不现实。”这是前一段时间展开“死刑存废之争”讨论时找到的一段话，这段话能比较切实地反映当今中国死刑存废之争的状态。那么，在“废除死刑刑”和“杀声四起”交织的舆论环境之下，关于死刑存废，我们到底在争论什么？
以下是我在“死刑存废之争”讨论时的发言稿，多是我的一些观点。其实在一开始我就没有明确的观点，只有有太多的不确信，太多的不确定，思考再三，站在了中立的这一边。不过站在中立这一边，也是有太多摇摆的，有点骑墙的意味，这滋味可不好受，直到资料的查找、收集、比对之后才最终发现中立的意义，还好这个发现没有迟到。
纵观“死刑存废”之争，作为中立派的我反思出这几种观点：
一是死刑与社会的整体犯罪态势、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和民族文化特征、社会道德理念等一系列因素密切相连，但是这些因素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内都在不断地变化，这也给死刑存废之争带来源源不竭的动力。可见，死刑存废之争，既有人类共同情感和价值理念的共性，又有不同国家、地区历史阶段相结合的特殊性。因此“死刑存废”具有不确定性，不能一概而论，要有的放矢，不能仅仅只根据一时一国一地的“存与废”来延伸推广至普遍适用。
直到前些天，才发现美国的一个事实，在废除死刑的16个州里，恰恰是比较落后、蛮荒的威斯康星、密歇根、阿拉斯加这些州先废除了死刑，而文明程度最高的纽约是在2007年才废除死刑，比威斯康星整整晚了154年。死刑存废与否并不必然代表社会文明程度的低或高。因此更加纠结了，原本想当然的以为经济越发达、社会文明程度越高死刑废除的就会越快、越早，废除死刑的呼声就会越响亮越迫切，现在想来还是太想当然了。就这样，再一次的加深了我的不确性，因为不确定，就更加坚持了中立一派的观点。
二是在找寻资料的过程中，我深感语言、文字的的艺术性，即使是同一个概念、同一个名词，阐述的出发点不同，便会得出截然相反的观点。例如“人权理念”，废派主张死刑的的非正当性，提出死刑有违基本的人权理念，即生存的基本权利，适用死刑是不尊重人权的变现，死刑应当全面废除；存派则主张“死刑来源于人类的本性需要”、“无法无视它符合人类本性的事实”，甚至有学者通过我国国体“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解释，提出死刑仅适用于“敌人”，而“敌人”不应当享有基本人权。再比如从“道德层面”出发，废派认为死刑在道德上不具有正当性，“死刑在道德上是一种不能证明其正当性的刑罚”，而存派则认为“死刑不仅是道德允许的，它还是道德上要求的。具体而言，死刑之所以是道德上的要求，不是因为惩罚的原因，而是为了防止无辜者殒命”……这很让人疑惑。双方仿佛都很有道理，却又是争锋相对的观点，两相对比，实在是难以得出确定的结论。
三是“死刑限制”说这一观点。其实随着我国对死刑立法和死刑实践的不断深入研究，死刑限制的重要性和废除死刑的想法被越来越多的法律界人士重视。死刑在适用和真正的执行过程中存在很多不够合理的因素，就有可能存在错判、误判等缺点和一系列的弊端。例如近些年来人们不断提起的“滕兴善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杜培武案”、“李仲明案”、“浙江叔侄案”、“张振风案”、“王志才案”、以及前些天的“聂树斌案”等等，无不引发社会公众普遍关注和刑法理论界的系统反思。有学者提出了这样的思考，“随着人类对人权的越来越重视，适用死刑已经引发了人们对人权和以人为本理念的深层次思考，但是，这也提高了人民废除死刑的意识，为将来废除死刑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只是我国目前现在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因此，限制死刑是最佳的选择。”
窗体顶端
甚至有学者从立法者、司法者的死刑观念出发，阐述了死刑限制的可行性，“死刑限制已经提到程上来了，一方面，新的立法已经对旧的刑法关于死刑方面法条进行了大量的减少和严格的限制，表明法律工作者对死刑限制已经开始关注并重视。而且，死刑限制实施后并没有带来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和其他不良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新刑法实施后，司法实践中限制死刑的适用，死刑适用量的减少。司法观念已经逐步从重刑思想向轻刑思想的转变。”还有学者从“国际环境”出发，“由于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对人权的高度重视，再加上人权运动的推进。很多国民对死刑持有否定态度，废除死刑符合国际人权化的主流、符合刑法发展的趋势。同时世界上很多国家联合起来进行国际合作共同努力想废除死刑，联合国和有关组织在 50 年代就提出并呼吁各国进行死刑限制。80年代以来，联合国对死刑限制的态度更加坚定，敦促各国要尽快废除死刑。世界性人权公约，从开始对死刑的提倡到后来出台的公约逐步进行了死刑限制和废除死刑的规定。”这一观点进一步的说明了随着人类对人权的重视，死刑的废除是刑法发展的必然趋势，废除死刑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这里要举一个美国死刑存废的真实事例，在1967年7月废除死刑长达10年之久的美国，重大案件直线上升，民众强烈要求恢复死刑，可能是想通过极刑的威慑力来震慑住犯罪分子或者是通过极刑惩治罪恶来达到内心的满足，舆论的一边倒，使得立法部门与司法部门不得不进行广泛的社会调研，最后修正停止执行死刑的法律与政策，这一事例，再一次的让我清楚死刑存废的复杂性，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具有反复性。
窗体底端
只是由于当前我国国情的特殊性，我国目前并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限制死刑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针对当前我国刑法中死刑罪名泛滥，司法实践中对死刑的过度适用现状，及死刑的错判等一系列问题，相关学者主张司法制度改革，上收死刑核准权，（以及加强刑事程序法的规定和执行，加强司法监督等手段，减少甚至避免死刑错案，将死刑错案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司法部门在这条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主张在立法控制上进行控制，逐步削减死刑条文，取消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更有一些学者主张通过用死缓来代替死刑，减少死刑的执行。
“限制死刑”或许是当前中国社会最好的选择，中国的国情使然，当前并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
“死刑存废作为一个争辩了近250年的问题，经历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为何能够依然保持着生命力？甚至是在已然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死刑存废的争议缘何依然存在？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土壤和司法环境下，中国死刑存废之争背后影响死刑选择的关键问题是什么？”这是中国政法大学于志刚教授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可惜的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不过正因为没有答案，才在数百年来引起无数学者的反思与思考。
在本文文末，引用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在《死刑存废之应然与实然》一文中的一句话做结，表达出我的观点，“我国死刑目前不宜废止，但却应当加以严格限制。因此，限制死刑是我国当务之急。死刑的废止是以刑罚轻缓化为前提的，只有通过刑法改革，逐步实现刑罚轻缓化，死刑的存废才有可能真正提上议事日程。”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