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岳西的汪同元先生从网上发来正在最后定稿的《汪同元戏曲研究文集》。面对这部书稿，油然而生了许多感慨。
对于搞创作来说，“学院派”未必有多少优势；而对于搞研究来说，没有在专业院校里呆上个三年五载的经历，那便难以想象。不过，同元先生原本也没打算搞研究，早年在安庆黄梅戏学校学习表演，毕业后进入岳西县黄梅戏剧团担任演员，后来出于业余爱好，编过一些小戏。但是，他当演员没有成为名角，当编剧没有成为名家，转而搞起了研究，如今还把搞研究的成果结集出版，真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1985年，同元先生被抽调参与编纂《中国戏曲志·安徽卷》。按照志书体例的要求，但凡入志的条目，对其历史、现状与特色都要考察清晰，这就是说，许多条目的撰写必须从田野调查开始。就这样，同元先生从田间小路起步，走上搞研究的大道，是个地地道道的“田野派”。他曾自嘲说，他是“四无人员”：无高学历、无高级职称、无研究单位、无专业研究岗位，至于搞研究，纯属勉为其难。我理解同元先生走过的这条路颇多坎坷，但这条不同寻常的路上，始终散发着田野的泥土芳香。
同元先生长期在岳西工作，当年参与编纂《中国戏曲志·安徽卷》，承担的条目都与岳西地方戏曲有关，由此启动的戏曲艺术研究，也是围绕岳西高腔的流变以及剧目构成、表演特点等方面展开。随着岳西高腔研究的延伸，他广为搜求岳西乃至安庆各地的地方戏曲资料，转而对安庆弹腔、黄梅戏的若干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辨析。所以，这部书稿所收的15篇论文，研究对象集中于岳西高腔、安庆弹腔和黄梅戏。我们把同元先生称为“田野派”，不仅因为他从田间小路起步，走上搞研究的大道，还因为，他的书稿形成了鲜明的田野派研究风格，那就是所收论文无不援引了大量的、来自田野现场的原始资料。当然，田野调查本属应当普遍开展的研究活动，但与那些坐拥书斋、实地考察只是点缀的现场研究相比，同元先生的田野调查成色十足，论文中采用的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俯拾皆是；这些资料来源的广阔性和靠谱性，更是令人为之侧目。有了这些资料作为坚强支撑，所有论文的论证过程显得平实、质朴，而且有着鲜活、灵动的在场感。
在这部书稿中，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表述：“笔者数十年来搜集、积累安庆地区各县的戏曲资料，又结合地方志、戏曲文献对相关问题进行追踪、考据，获得不少有价值的、尚未公诸于众的史料，奉献于此，供方家研究。”同元先生说的云淡风轻，其实，这些史料往往解决了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谜团，让人茅塞顿开。例如，戏曲界一致公认安庆石牌是“徽调故里”，清代早期便有徽班活动；而追究其依据，要么提及流传甚广的那句民谚“梨园佳弟子、无石不成班”，要么引用嘉庆年间著名学者包世臣《都剧赋》里所说“徽班昳丽，始自石牌”，至于石牌当年究竟有哪些徽班？谁也说不清楚，就连坐落在石牌的“徽班博物馆”也没有说清楚。只是到了同元先生写于2021年的《安庆弹腔班社活动考略》一文中，我们才看到他整理的1952年怀宁徽班艺人“座谈会记录”，才了解大同乐班、宜庆班、义和班、义庆班、春江社等石牌徽班的活动，才知道这些清代早期徽班的班主是谁，有哪些主要演员，演过哪些剧目，唱过哪些声腔，从而为石牌的“徽班故里”称谓添加了严谨注脚。再如，黄梅戏艺术研究对于经典剧目《女驸马》的创作过程有以下认可：一是王兆乾、陆洪非两位先生先后改编此剧，二是改编自安庆地区黄梅戏剧团老艺人左四和所献手抄民间说唱孤本《双救举》，三是《双救举》曾流传于潜山、岳西一带。但《安徽戏曲志·安徽卷》收入条目有更严格的要求，不满足于仅仅说明《女驸马》根据民间说唱本《双救举》改编而成，还要说明何时、何地、何人、何班社改编？民间说唱本的首演者是何班、何人？艺术成就如何？影响怎样？接受王、陆两位先生的委托，时值壮年、肯吃苦、能爬山的同元先生答应把这个问题搞个水落石出。经过30多年的追踪和调查，他于2018年写成《<女驸马>考源》一文，得出的严密结论是：《女驸马》改编自《双救举》；《双救举》改编自民间弹词唱本《贤良传》石印本，全称《李兆廷被害，女状元冯素珍替夫伸冤贤良传》；《双救举》的最早编演戏班是岳西县菖蒲镇张畈村（今并入水畈村）的【良友班】；班主名为张廷翰；编演年代为1937年；剧中冯素珍的首演者是早期黄梅戏名伶、同时也是班主的张廷翰。
纵览同元先生的戏曲研究历程，最早的方向是岳西高腔，最多的成果也是岳西高腔。在《岳西高腔与民俗刍论》一文中，他对岳西高腔的流变、发展过程进行探索，力图解释“渊源流长的高腔艺术如何流传到崇山峻岭的岳西？又为何得以保存？并能续传至今？”等问题。在《岳西高腔的艺术形态和文化意蕴》一文中，他对岳西高腔的剧目、音乐、表演等形态构成逐一梳理和辨察，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岳西高腔概论”的微型框架。在《岳西高腔表演研究》一文中，他分“上篇”和“下篇”，对岳西高腔的表演形态进行了细化讨论。“上篇”通过采访老艺人和整理现场观剧实录，展示了岳西高腔围鼓坐唱、走唱等“场下”表演形式，凸显其古老、悠远的农耕文化风貌；“下篇”通过记录和整理岳西高腔的保留剧目、行当体制，记述前辈艺人的表演片段和技艺，归纳清代高腔手抄本“科介”表演提示，呈现了岳西高腔“场上”表演艺术质朴、简练、实用的特点。因为同元先生的坚持不懈的、“田野派”风格的系统研究，现今，岳西高腔这一积淀丰富的、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戏曲剧种，正风姿绰约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我认识同元先生很早，但真正的相知，却是他退休以后。那时，我在省文化厅分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而他，从岳西县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下来，受聘于岳西高腔传承中心做顾问，由于岳西高腔于2006年5月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他也能跻身非遗保护工作者的行列，我俩于是成了同行。大约2011年，受传承中心委托，同元先生主持《中国岳西高腔剧目集成》的编纂事宜，来合肥找我，希望得到非遗保护资金的支持。我感到，在传统戏曲因社会转型而面临困境之际，心浮气躁地高呼面向市场，焕发活力一类口号者众，很少有人沉下心来，为传统戏曲的保护传承做些实事。同元先生和他的同事们不唱高调，不计得失，一头扎进枯燥无味的挖掘、整理之中，意欲把数十年来采集自岳西境内的民间抄本汇编成集，当然是件好事，理应得到支持。这部“剧目集成”尚在印刷中，同元先生又来找我，说还想编一部《中国岳西高腔抄本选粹》，能否继续得到支持。我说即将出版的“剧目集成”不是收集了300个民间抄本，还有必要再编“抄本选粹”，是否造成内容上的重复？同元先生告我，两部编著在内容上的重复在所难免，但呈现形式上却大相径庭：或为方块字的印刷本，或为手抄体的影印本。正是在这种原生态的手抄影印形式中，保留了许多被现代印刷形式所忽略的、却不应该被忽略的传统戏曲文化信息。他又说了几条很具体的、很有说服力的理由，说的我只能赞同并支持他们的出书设想。这两部书印出来沉甸甸的，似乎高头讲章，而翻开书的内容，都是民间搜求的珍贵遗存，都是田野调查的丰硕果实。这次，同元先生出版研究文集，传承中心全额资助，可见他们长期合作，相互信任，携手奔向研究好、传承好岳西高腔的既定目标。
据说，同元先生还在编写《前世今生话高腔》《岳西戏曲志》等书，在这位“田野派”的笔下，还会有相当数量的尚未面世的田野调查成果将被披露出来。我们期待着！
癸卯年除夕夜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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