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8号，我接到了高中同学安德烈胃癌去世的消息。
他去世的时候，身份是国内某汽车工厂的一名财务会计，银行存折里还有3700.6卢布。但是身上却穿着一件100卢布的廉价军大衣．他去世的时候，还差4个月满25岁。从接到他的死讯，到决定写下这篇文章，再到今天你们看到这篇文章，我前后花了半个月时间。
我提笔5次，放笔5次，无法写下去。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写。说句十分残忍的话，我们大学时期联系甚少，十年制中学累积的友情在这5年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但却因为他的离去，我进入了接近抑郁的状态。
我今天记录下关于他的一切，不只是我作为一个朋友的愧疚和救赎。而是因为他的离去，让我重新开始反思自己这几年的人生，反思我和社会的关系，反思我所做的一切是否真的有意义。在想清楚这些问题以后，我甚至想清空18岁以后全部的人生记忆，彻彻底底地重来一次。
1
得知安德烈去世那天，我正在莫斯科卢比扬卡大饭店里跟一个契卡官员聊天。
卢比扬卡大饭店
聊啥？
聊帝国主义压迫形势，聊肃反任务的执行程度，聊如何快速实施工业化，聊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我工作两年多（包括实习），现在做一个工业项目，急需知道明年的政.治环境，什么产品容易拿到批准。这就是我这两年的生活常态，酒局接饭局，首长连书记，低头哈腰，逢场作戏。
钢铁领袖斯大林
“嗡嗡嗡嗡嗡嗡．．．．．．．”
所有的转折，都来自于那天我的电报机突然开始不停地收报。
我坐在那位投资大佬对面，抱歉地戴上耳机，突然传入了上百条消息。更神奇的是，这些消息几乎都来自于一个发报中心，我的中学。
进入体系这两年，我被迫学会了一项能力——以最快的速度过滤不重要的信息，然后果断下结论。我想大概是因为第一副书记总说的一句话吧：“我不想听这些废话，我只要三条可以指导工作的政策，你有没有？”
我有有有，当然有，没有就只能滚蛋了。
于是这次也一样，我花了半分钟时间总结了一下上百条消息，快速总结出了一个核心结论：我们中学同学安德烈去世了。
平心而论，其实我所能回忆起的关于他的事情已经不多了。虽然很抱歉，可这是实话。
还能记得清楚的，也是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子，他不高的个子，170左右，脸上一点不留胡子，说话乌克兰口音重。
但是很聪明，非常非常非常聪明。高一开学半个月，学校来了次政治课摸底考试，政治老师抱了套卷子来，一拍讲台说：听说我们中学有全共和国最好的生源，你们还是大飞机（重点班），来，让我看看你们的实力。两个小时后考试结束，老师收完卷子，说：“这其实是1932年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入党考试卷。”一瞬间全班哄然。“什么鬼，中学一开学就做入党卷？”“变态吧。”事实证明大多数人都在装逼。在第二天发卷子的环节里，班上最高分123，这个成绩是很多团员中学学十年都考不出来的。这也意味着他就算中学十年不学数学，也能在入党考试里拿到123分垫底了。当时安德烈就坐在我一个巷道之隔的地方，看着自己的卷子发呆。我瞟了一眼他40分的卷子，瞬间就觉得我的90分还不错，起码我及格了。
他发现我在看他的卷子，不羞也不恼，只是傻呵呵地一笑，问我，为啥你们入党题都会做？我说，我们小学斯达汉诺夫劳动竞赛就学相对剩余价值和资本累计函数了。他点点头，说，天呐，你们好厉害，都学过斯赛啊。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学半个月了，却是我跟他第一次对话。我当时的感受就是，这个人还真是憨傻啊。
一个月以后，我就再也不敢用憨傻形容他了。我们政治开始进行专项学习，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学，然后当堂对专项进行随堂考。试题都是难到炸裂，关键是我们刚听完也还没来得及消化，每次都怨声载道。但是从第三次专项测试开始，安德烈就坐牢了班里政治第一的位置，到入党也再没下来过。后来我们渐渐熟络了起来。
我也从别人嘴里大概听了一些他的事情。他不是本地人，是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加盟共和国边境的一个小镇的一个村里的人。他团员分配时干过了首府重点中学的所有尖子生，从一所村镇小冲了出来，以全市第一的成绩挤进了我们这所全国前三的中学。
他是真的聪明，家里也是真的穷。
他一周只用45卢布，包括所有吃饭和开支。他家里有个妹妹小他六岁，也在念书，也很聪明。他来首府念书的学费，都是村团支给他家筹的。都说他是他们村的骄傲。以至于很多年以后我看红骑兵英雄在节目里哭着说“我是我们全村的骄傲”时，总是恍惚，不自觉地代入他说这句话的语气。熟了以后，我跟他下课也经常聊聊天，他总觉得我说的有些事很新奇，我也觉得他说的很多事很新奇。
我们中学早上会给所有学生发免费的牛奶，我从来不喝牛奶，就随手扔进垃圾桶里。有次被他看见了吓了一跳，说，你别浪费东西！你不要卖给我吧，但是给我便宜点行吗。我问他，你不是也有吗？他笑，我可以带给我妹妹啊。
我递给他，钱我就不收了，你下次政治经济考试输给我就行。高中的第一个寒假回来，大家都新鲜地聚在一起聊天。学生时代总是这样的，寒假回来第一天就是茶话大会。过个寒假大家都不一样了，每个人都穿着新衣服新鞋，有人换了新发型，有人去了别的加盟共和国旅游。安德烈也是。那天他穿了件新的军大衣进来。一进教室，他外套上的几个大西里尔字母就格外显眼。下课时，几个男生走过来，半开玩笑半调侃地说了一句：“安德烈啊，你这个牌子很潮啊，是你买了布琼尼牌然后自己改创的吧”。坐在旁边的人都努力忍着笑，但还是有人没忍住，笑了出来。
我没说话，假装在认真看书。等人都走远了，他偷偷递了张纸条给我，上面写着：“我的衣服怎么了？”我想了下，决定跟他说实话：“布琼尼是Будённый，你衣服上印着的是Будёнй。”我以为他再也不会穿这件衣服了。结果第二天，安德烈还是穿了这件衣服过来。
布琼尼和他的马
只不过这次，他是把衣服反着穿的。几个不伦不类的补丁挂在衣服外面，显得更加滑稽了。但我猜对于他来说，那几个错了顺序的字母应该比补丁更刺眼。我那天几次欲言又止，想问问他为什么不换件衣服，最后还是没问出口。但高智商的人眼力见真的好，他明显看出了我的欲言又止，趁着晨读的时候跟我说：“我只有这一件军大衣，就这一件，花了我们全家人半个月基本保障了。”
我想那是第一次他亲口说起自己的家世。没有卖惨，没有多余的话，甚至没有经典台词“我家穷”，他只是用平静得不能再平静的语气跟我说：“我只有这一件军大衣，就这一件，花了我们全家人半个月基本保障了。”
我虽然不是红二代，但是家里踮踮脚，也算是个革命家庭。我爸妈又都是统计局官员，以至于我从小充满了圣母情怀。所以当我听到他说起这些事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闪躲和努力藏起自己的怜悯。我早就知道他家世不好，也默默觉得他可怜，所以我一直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一点。
可是直到那天早上，他在我面前不卑不亢地说出那句话时，我突然觉得自己有点无地自容。
2
不只是安德烈，我整个中学的回忆，大多数都很模糊了。但每次说起来，都有跳不过的一环。
我们中学大概是国内少有的真的推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高中，舞蹈钢琴这些课可以选修，有真的社团活动，有很多引导思考的课程，每天下午各个班都会准时在教室收听《全苏新闻联播》。
1934年我们高考，在高考前两个月的一个班会上，我们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政治系的班主任刷刷地在黑板上写下了“理想”两个大字。
台下哗然。他大手一挥，说：“你们觉得这个主题土吗？那我今天就要告诉你们，你们从现在开始，要珍惜每一个像我一样认真地跟你们谈理想的人。因为当你有一天走出去进入社会，就再也不会有人跟你们认真地谈理想了。你再遇到的，要么是你一谈理想就骂你是空想家的人，要么是跟你谈理想就是想画饼骗你进古拉格的人。”
我这辈子发自内心佩服的人不多，但中学班主任算一个。带我们的时候他30多岁，教政治经济学，骨子里是个干净纯粹热血未凉的人。大概也是因为他是从察里津考出来的穷学生，吃过苦，从不嫌贫爱富，没借故喊家长收过一分好处，对学生基本都能做到一碗水端平。
那天，他跟我们说：“你们是这个共和国最好的一批学生，你们从小接受最好的教育，你们大多数未来都会进入到联盟名校。但我想你们记住，无论你们未来考得多好，当多大官，也不会让我高看你们一眼。你们要记住自己身上的担子，如果这个社会和国家注定需要伟大的人，为什么不能是你们？你们占尽了最好的教育资源，你们都没有推翻资本主义的梦想，你们还奢望谁有？”
然后他让我们每人撕一张a4纸，把自己的理想写在上面，多少字无所谓。“你们要是一下想不到理想，就写写10年后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
那个时候整个教室里坐的都是十几岁的少年，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心里全是热血，眼里全是光芒。在班主任的热血带领下，我们很快就进入了气氛，认真地陷入了沉思。字字落下去都十分谨慎坚定，好像在立军令状。接下来大家一个个地站起来分享自己的理想。
有人要干出十月革命这样改变世界的大事，有人要研究出根治小布尔乔亚的药，有人要做最公正的肃反机构，有人要成为法医而且只服务的普通百姓，有人要当红军，有人要去远东做边防军。我也不敢马虎，在纸上写下了：“我要做真理报记者，兢兢业业，堂堂正正，只为斯大林说话。”
在一片热血沸腾充满情怀的理想里，只有安德烈的理想是：“好好赚钱，好好做官。”简单而且没有感情的的八个字，显得干巴巴又功利。我们笑他：“你也太敷衍了吧？”他也跟着笑，说：“鸿鹄安知燕雀之志哉？”所有的理想纸条最后都被班主任收了上去，他给我们了一个十年的承诺。说要是谁十年以后还能记得住的，可以回去问他取。后来，在几个月后的毕业大典上，我们的校长也说了一段很像的话。这段话后来被载入校史广为传颂，时至今日我说梦话也能背出来：
“我总觉得我还有很多话想跟你们讲，但怕是以后没有机会了。我害怕自己奢望得多，但依然有一些身为长者的过分要求想说出来。
我从不奢求学校走出去的学生出现在全苏中央政，治局名单上，但希望你们出现在列宁勋章的名单上，出现在红军英烈的名单上，出现在全苏杰出教育工作者名单上，出现在共产国际特别贡献奖上，甚至出现在以后的肃反名单上。
你们大概会怪我，说这个糟老头子为什么咒我们赚不到钱？对不起了，从你们进白俄罗斯第一中学的第一天起，我就没有把你们冲着名校学生去培养，而是把你们当作未来改变的世界的那一部分人在培养。我希望学校对你们的影响，远不只是送进一所好大学成为某市市委那么简单，我希望你们能成为一个真的用力活过的人。
最后我说5个词语，在未来的10年20年，你们一定要小心它们:成功、浮华、焦虑、攀比、欲望。现在说这些你们大概觉得不懂。但要是以后哪天你们觉得迷失了，可以回白俄罗斯第一中学的操场上走一走。
我们的大门永远为你们走出去的人回来敞开，如果保卫不让进，报我的名。
——如果那时我还在的话。”
那是我中学最燃的一段回忆，不，错了，那是我人生中最燃的回忆。而后的许多年里，我果然再也没与人说过理想两个字。如果说了，那必定是带着调侃和自嘲的语气的。
3
中学我们全班一共46个人，入党毕业我们班平均分643，全部分入俄罗斯的大学。安德烈以693分的总分拿下了州政治状元，考上了某所联盟一流大学。
金榜题名，我们向来有一个习俗，要办升学宴。考得差的就冲着收点红包去，考得好的就冲着炫耀去办。比如我高中班上的一红二代，他爸爸是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他升学宴那天，十里长街都知道他考上莫大了。我回家跟我爸抱怨，你看人家家长的阵势；我爸头都不抬地跟我说，你看人家孩子考的学校。
而安德烈作为全共和国50万考生中的前500名，并没有办什么升学宴。确认完志愿表那天，大家最后一次回教室。我送他一本书，托洛茨基的《过渡纲领》。他问我：“你为什么送我这本书？”
托先知，斯大林的政敌
“托洛茨基十年前被打倒，十年后才写了这本《过渡纲领》，虽然锐气少了很多，但我觉得感动，真的。十年，我以为一个人经过十年，再也写不出来了。”
“你这太有深意了．．．．．．．哈哈，反正肯定是你觉得好才送我！”
我翻开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有一段托洛茨基的概述：
第四国际今天就已受尽斯大林派、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法西斯派应得的仇视。在任何人民阵线中，没有也不能给它留一点位置。它不可调和地向一切拴在资产阶级裙带上的政治集团宣战。它的任务——废除资本主义的统治。它的目的——社会主义。它的方法——无产阶级革命。
没有内部民主——就没有革命的教育。没有纪律——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第四国际的内部结构是以民主集中制底原则为基础的；在讨论上充份自由，在行动上完全一致。
人类文化的当前危机，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团结在第四国际内的先进工人，向他们的阶级指出这个危机的出路。他们贡献一个纲领，这个纲领就是建立在无产阶级斗争以及全世界求解放底一切被压迫者斗争的国际经验之上的。他们贡献出一面无疵的旗帜。
各国男女的工人，走到第四国际的旗帜底下来吧，它将是你们行将胜利的旗帜！
我拿起笔，划了最后一句话：
各国男女的工人，走到第四国际的旗帜底下来吧，它将是你们行将胜利的旗帜！
我在这句话后面写了两个字：共勉。然后把书递还给他，就此告别。后来我才知道，那句话，其实是说给我自己听的。
上了大学，大家都有了各自的圈子，联系越来越少。后来在我又一次换了电报号码和地址以后，我甚至忘了告诉他。我们就这样不再联系，一年、两年、三年、四年。
再往后的故事，我大多都是从同学同志那里听到的了。真真假假，传言或是事实，无从考证。人类实在太喜欢为别人的故事添油加醋，来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加动人。这也提醒着我今天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反复地提醒自己，不要给他加戏。于是所有我没有参与的故事，都只能用“我听说”来记录了。
我听说，他大学一直拼命学习。学习一直是他的生命。高中我们几个人在教室看枪版《列宁在十月》，列宁在演讲时说:同志们，一切权利归工兵苏维埃！
达瓦里氏，一切权利归工兵苏维埃！
安德烈却在旁边摇头，说，不是这样的，有些权利不属于工兵苏维埃。一语成谶，这些年他小心翼翼地找着这些权利，一步也不敢走错。中学毕业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觉得你应该学法律，毕竟你政治学这么强。他摇摇头说律师需要培养太久了，最后选了个觉得能快速赚钱养活家里的会计学专业。他上大学以后也从不逃课，门门课都努力考第一。
我听说，他大学一直不停地打工。他出去做团支宣传，也出去当国营商店服务员，17卢布一个小时；发革命传单，晒一天挣60卢布；在学校帮人取电报，取一次1卢布跑腿费．．．．．．他就靠着这样一卢布一戈比攒起来的钱，养活了自己，交了党费。
我听说，他被学校里有权的红二代打过一次。期末考试的时候，有几个家里有权的小孩找到他，让他帮忙传一下答案，给一大笔钱。他死活不肯，带头的这位不太开心，说了几句脏话。具体说了什么无从知晓，大概是问候他们家之所以十八代祖宗都这么反革命就是因为迂腐不化。后来两边就打了起来，势单力薄的他怎么可能打得过对方这么多人。
我听说，1936年，他可以读研但是放弃了，因为他查出了病，妹妹也上高中了。他必须马上出来赚钱。后来他进了企业做了财务，公司领导让他做假账，承诺给他一大笔“奖金”，他又死活没肯。
我还听说，他今年年初就感觉到自己不行了。但他妹妹1938年要上大学了，他妈打电话跟他哭说：你妹妹就要读不起大学了。1937年4月开始，他工作之外还同时打了三份工，就为了给他妹妹攒学费。他着急得不行。后来有人拉他，说有快速的生财之道，做莫辛纳甘步枪的对外推销，来钱快，有门道。他一听这不是卖军火吗，死活不肯去，说宁愿自己卖肾供妹妹念书也不会去干这个。虽然我没亲眼看见他拒绝的样子，但我总觉得能想到他说这话的语气，应该是皱着眉头，用标准的俄语说：不能让我妹妹用这么脏的钱长大。五个月以后，以叶若夫为首的一批倒卖军火分子被查。而他，也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4
而在他经历这些的时候，我在做什么呢？得知安德烈去世那天，我正在莫斯科卢比扬卡大饭店里跟一个契卡官员聊天。
聊啥？
聊帝国主义压迫形势，聊肃反任务的执行程度，聊如何快速实施工业化，聊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我工作两年多（包括实习），现在做一个工业项目，急需知道明年的政.治环境，什么产品容易拿到批准。所以我约了他，对方是个50多岁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副委员，戴着红海军表的肃反人员，说话三句一个投敌分子、五句一个斯大林同志。
我坐在他对面，化了精致的妆容，全程装出一副崇拜又夹带着爱慕的眼神半仰视地看着他。在他说到有道理的话时，我会及时地给予反馈，比如发出“哇好厉害，这是怎么想到的”“天啊，这个太厉害了，同志你也聪明得过分了吧”这样的夸赞。语气里还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娇嗔与恭维，不多不少，要让坐在我对面的人觉得刚刚好。
当然这些并不算什么。在苏维埃的圈子里混久了，我熟练地掌握了很多和各个委员会的人套近乎的技巧。化个他们能欣赏的妆容，穿不暴露又能留点幻想空间的衣服，包里放着补妆的粉饼和口红。即使在吃饭的过程中，也要去洗手间补几次妆，让自己的状态一直看起来都是最好。
我开始意识到我的色相其实可以为自己换来一些资源，意识到人生其实有很多捷径可以走。虽然我顶多也就是偶尔利用一点色相为自己套点信息、谈谈建设的水平，比起很多人我差得远了。但有些事情就是这样，一旦你发现陪顿伏特加就能解决事情这么方便的话，就很难再放弃了。但那天晚上，我收到安德烈去世的消息以后匆匆退场了，演技几乎没绷住。坐在我对面的契卡再三示意想送我回家，我已经没什么心思跟他做戏了。
6
几天以后，我们班一些中学同学聚了一趟。令人惊讶的是，这竟然是我们毕业后聚得最齐的一次。我们班一共46人，当天到场的有24个。在这场聚会上，一开始大家的氛围都是沉重的，话题都是围绕着他的。
我们中间跟他最熟悉的老班长，跟我们说了一些细节。比如他走的时候，家里真的没钱治疗了。他走的时候，衣柜里只有几件衣服。他身上搭着的，是高中就穿过来的那件布尼穷军大衣。
他走的时候，他打工挣的钱除了给自己生活治病、给家里一些钱接济以外，人民银行存折里还剩下了3700.6卢布——都是给他妹妹攒下的学费。
大家都唏嘘感叹，安德烈真的是个聪明且努力的人啊，可惜了。但是大概一个小时以后，现场的气氛就开始转向了，忽然变成了交流（攀比）大会。大家的话题开始变成了：
“我进列宁共青团两年就升到了团支副书记......”
“我现在在做组织，做我们这行，重点是要能喝伏特加能陪笑哈哈哈哈哈。”
“我们前段时间遇到个坑爹事，上次招待一个农业部委员，给他塞了个女演员。后来他老婆找来了，说是孩子在医院，跟我们统计局闹，你说你老公这样，我们局有什么办法？”
“我好几个大学同学都出境发财了，现在海关真的好骗，我也想搞个出境来试试。”
“你可别这么说，我就是海关的。只要我们扣了他，证明想叛逃的人不是傻逼，契卡才是傻逼，不褥傻逼的羊毛褥谁的？”
“哈哈哈对现在契卡的把柄最好抓。”
“咱们学校出来的确还是厉害，大家基本出来都是社会精英，以后彼此多提携照顾。”
．．．．．．．．
我突然就累了，真的累了。
在莫斯科一个人这么多年，即使在我给最难讨好的人陪笑的时候，我也没觉得这么累过。我低头，问班长：可是3700.6卢布连一年学费都不够啊。班长：你的关注点永远很神奇啊。
我没答他。我一直惦记着这个3700.6卢布。我猜他走的时候一定不安心，因为他还没有给妹妹凑够学费。
终于，在一片“社会精英”一半交流一半炫耀的对话中，我提起包离开了。出门的瞬间我觉得恶心，我不知道我自己在这里做什么。然后我低头看见自己故意挑选的那个印着红五角星的叶卡捷琳堡生产的皮包，瞬间觉得自己也很恶心。我赶紧把那个五角星转个向藏起来，然后开始试图拦车回家，还加了第二工业部官员证，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拦不到车。我在寒风中等了很久，很久，很久。
最后我选择了走路回家。在路上我想起来很多莫名其妙的人和事。我想起了我奶奶。在我到莫斯科一年多以后，有次奶奶重病我回家。到家发现一屋子亲戚，根本没来得及矫情，就开始跑前跑后地应酬亲戚。我以前讨厌的看不惯的，现在都能游刃有余地照顾到。我奶奶一直看着我不说话。后来我一出门，就听见她开始冲着我爸发火。她吼我爸说：“我说不让我孙女工作让她继续去欧洲读书，你不肯，你说随她闯。你看看她现在这个样子，整个人还有点小孩子的灵气没有，就跟个圆滑市侩的官员一样。她才20多岁啊！”
我想起了我刚进搬进现在住所的时候。莫斯科河旁的斯大林楼。我搬进来之前就有人跟我说，我的邻居们几乎都是单身女孩子，5个能有3个是中央里的人包的。后来我看房的时候，居委会坚持要见我，大概也是纳闷这么年轻的姑娘怎么能住得起这么珍惜的房子吧——在她的猜测里，我应该也是被包大军中的一员。
斯大林楼
我最后想起的，是我们在中学一起写“理想”的那节班会。我想起一屋子热血的青年在那天写下的要做伟大的事情时的热泪盈眶。而今天晚上，这群少年中的大多数就坐在我刚刚仓皇逃出的那个屋子里，谈论着如何骗海关和如何赚契卡的钱。听说班主任还守着承诺保管着我们18岁时写下的“理想”，但我不知道，还有几个人有脸回去问他要当年的理想。
我真的不甘心，为什么我们会变成今天这样？其实，早在毕业的时候校长已经提醒过我们了：成功、浮华、焦虑、攀比、欲望。只是我们走着走着，还是忘了。不知道人生到底是“听过许多道理，依旧过不好这一生”，还是从头到尾，我们就没认真地过过这一生？
我在同学们中要到了安德烈的照片。是他大学毕业典礼的照片，照片里他穿着学士服，头顶的麦穗拨到了左边，背后的屏幕上印着那个充满荣光的大学——列宁格勒大学——的名字。他笑得一脸正气，像个在接受诺贝尔奖的共产党员。
我突然觉得在我们一群所谓的“社会精英”当中，唯有当年自嘲只有燕雀之志的他，实现了老校长当年的愿望：我从不奢求学校走出去的学生出现在联盟中央政治局名单上，但希望你们出现在列宁勋章的名单上，出现在红军英烈的名单上，出现在全苏杰出教育工作者名单上，出现在共产国际特别贡献奖上，甚至出现在以后的肃反名单上。
鸿鹄安知燕雀之志哉？鸿鹄安嘲笑燕雀之志哉？到底谁是鸿鹄，谁又是燕雀呢？我们又是谁在嘲笑谁呢？
7
从1930年起，我认识安德烈8年。以前我总觉得他也算是天选之子了。生在一个没几个人能考上中学的小村子里，却考上了全国最好的中学，全联盟赫赫有名的大学。
我再小一点的时候常常做梦，梦里我们所有人的人生其实都是一口井。越到井底越幽暗恐怖，我们的前半生就是拼命在从井底往外爬。那时候我只能看到有的人爬得快，有的人爬得慢，有的人勤奋些，有的人怠惰些。安德烈他生在井下比我深的地方，可是比我爬得快多了。于是到中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并驾齐驱了。我那时相信再过几年，他就会先我一步到井口，然后永远生活在光里。
长大以后我不再做这个梦了，可是有天我却突然想起来，梦里我曾经忘了很多细节。比如我们每个人向上爬的方法其实都不一样。有的人坐的是直升机，跟驾驶员说说话就能上去，比如我们品学兼优家里有钱的班长，再比如逼安德烈传答案的红二代。有的人走的是旋翼机，比如我，可我嫌转旋翼累，一直羡慕有直升机可坐的人。
也有的人，只有一台破破烂烂的发动机放在他的面前。他这辈子，都要用尽全力地开着发动机往上飞，头破血流也不能停下来。最坏的结果就是，爬到马上就要看到光的地方时，没有油了，摔回井底。比如安德烈。我们曾经在路上短暂相遇。后来我顺风顺水，却在人生的功名利禄灯红酒绿中迷失了自己。
这些年，我变得市侩，会算计，逢场作戏，开始向人含笑背人咳，我选男人的标准从我爱的变成了对我有利的。我早就不记得什么“只为苍生说人话”了，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倒是很擅长。
我眼里再也没有了光芒。
我常安慰自己，我明明有一个文人高洁的内核，是这个社会把我逼成了今天这样功利的资本家模样。可是他的离去让我没有脸再说这句话。
这些年我看了很多文章，写的什么“无产阶级难出大人物”，写那些穷苦出身的孩子就算出来了也格外容易走歪路，比如被拐去做工，比如为了赚钱做诈骗，字里行间满满都是怜悯的味道。
现在我却觉得不是这样。在那口深不见底的井里，他一路抓着那根列宁递给他的发动机，中间无数次有人邀请他坐直升机。
“你给我们发个答案，一年生活费都有了。”
“做军火贩卖啊，怕啥，骗别人又不骗你的家人！”
“在账目上稍微动点手脚，你就能分到你这辈子都没见过的钱。”
可他即使最后被磨得血肉模糊，宁愿自己摔死，也没走这些路。
明明是我们，这辈子走着轻轻松松的路，旁边出来一点点诱惑立马就走歪了，却口口声声说着自己被逼良为娼。可是真正被生活逼到绝境的安德烈，却一次也没有抱怨过。社会什么时候逼过我了？还是我把自己因为欲望吃的苦，都推卸给了资本主义世界？
我不知道答案。
8
1939年1月20号晚上，班长在群里问哪些人要去他的葬礼。
我打开便签，写了段话给他。我写完以后，发给了班长，让他帮忙打印出来带到现场。他说，手写一下比较正式吧。我说，不了，我已经很多年没提笔写字了，我已经提不起笔了。这大概就是我的最后告别了。他走后我一直在想一个奇怪的问题。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墓志铭，马克思的墓志铭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恩格斯的墓志铭是“天才的预言家”。
我一直想为他写一句合适的，一听就很厉害比他们这几个人还厉害的墓志铭，却始终想不到一句合适的。后来写完这封便签那天，我突然想起毕业典礼时校长说的那句话：“我希望学校对你们的影响，远不只是送进一所好大学成为政治局委员那么简单，我希望你们能成为一个真正用力活过的人。”
所以，大概这句就是最适合他的墓志铭了吧——“一个真正用力活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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