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的《局外人》，是一个花半天就能读完的故事。要理解这个故事并不困难，但是要真正认识为什么这本128页的小册书可以成为荒诞主义文学的经典，还真得花点时间好好研习一番。很难想象加缪是在26岁的时候写了一部小说。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之一，但仅在3年后就因一场荒诞的车祸丧生，享年47岁。
1913年11月7 日，阿尔贝·加缪出生于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省小城蒙多维。此后加缪一生经历坎坷，幼年丧父，在贫民区摸爬滚打地长大，在他人的资助与自己的努力下上了大学，又不幸染上肺结核，尝遍人间疾苦。他的家庭出身和青年时代在阿尔及利亚从事记者工作的经历，更让他对社会底层惨烈的生存状态有了清晰的认知；而他在求学时代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尔罗和萨特作品的阅读，则使他在文学与哲学层面获得了关于生命之残酷与荒诞的范例。凡此种种，使他在创作起步阶段便对荒诞产生了多角度的理解。
一张泛黄的照片还可以感受到加缪炯炯有神的目光，似乎整个世界都装在他心里。
而他的眼睛就是通向他心底的那条通道。
在《局外人》中，加缪塑造了一个典范性的现代人物形象：默尔索，一个”怎么样都可以“的公司职员。妈妈死在了养老院，他没有哭；当养老院的人问他要不要打开妈妈的棺材再看妈妈一眼的时候，他说不看也无所谓吧；老板想派他去人人向往的巴黎开展新的业务，别的年轻人可能都会躇踌满志，怀着一腔热情去做一番事业，而默尔索就简单的说了句：可以的吧（并非原文）；他虽然愿意跟玛丽结婚，但又说“大概不爱”她，让人真心摸不到头脑。然而，在一次冲突中默尔索误杀了一个阿拉伯人。法庭上，他被检察官指控为，“就是怀着一颗妈妈死了都不会哭的心杀死了这个人”。判决死刑，默尔索不想上诉了。他情愿在更多的人面前被砍下头颅，也不愿意去“演戏作假”。最为精彩的是他与神甫在监狱的终极对话，他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上帝上。他之前就不相信上帝，即使被判了死刑也没有理由相信可以得到上帝的宽恕……
默尔索是一个人性的矛盾体，他即对世界保持着清醒的冷漠，又对那份真实抱着无知的热情。故事用一句话来概括：一切不遵从社会基本法则的人，最终都会受到惩罚，最终沦落成为局外人。对默尔索而言，哭并不能代表他对妈妈的爱；工作上得到了提拔也不是改变生活的本质；回答玛丽爱或不爱的问题也跟他愿不愿意跟她结婚无关。他对生活有自己的定义，他为自己真实的灵魂而活。在社会他是一个孤独的存在，但他并不会因要逃避那种孤独感而违背自我。然而，默尔索的悲剧印证了，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一个为了真实而活的人结局可能会非常悲惨。
《局外人》之所以荒诞，是因为它是人和生活的离异，它是演员和背景的离异，它是我们和镜子里的我们的离异。如果人生是荒诞的，那么我们活得有没有价值？我们活得值不值得？这就回到了存在主义的哲学范畴。有人说默尔索是有人格缺陷的，他没有依恋的需求，没有自我实现的意愿，对其社会角色没有认同及融入。然而就是通过这样一个角色，加缪表达了人生意义的非单一性和世界的荒诞性。世界的各种约定俗成并能赋予我们人生的意义，因为这个世界是荒诞的。有人说加缪的荒诞哲学是否定性的，尤其是在对默尔索的定型中。但其实加缪的荒诞是积极的，他通过人生无意义，既荒诞，来唤醒人们对真实的认识，鼓励人们对自我的定义，呼吁人们对当下的关注。这些积极性更多体现在他的《鼠疫》里那些抗疫英雄中和《西西弗神话》那个被众神惩罚每天推大石头上山的苦役西西弗身上。
如果没有《西西弗神话》的铺垫，其实《局外人》并不太好理解。基于现在我对加缪荒诞主义思想有限的认知，他的表达让我意识到，身为社会性动物的我们，可能永远不能做到纯粹。不可能纯粹忠于世俗，也不可能纯粹忠于自我。我们始终会在透明和隐晦这对矛盾中取舍平衡。然而，我们能不能从理性思辨中获得自信，勇敢直面这个惨淡的世界。当世俗偏见影响到我们的判断时，你是都会因为利益驱动或一时之快而一味逢迎，你是否一味胆小怯懦而不敢表达真实的心声？你是否会在刻意讨好大众的过程中而迷失自我？你愿意为了活出真实的自我承受多少孤独？你愿意牺牲什么来换取在这荒诞世界中的存在意义？这，是加缪带给我们的启迪和哲学留给我们的思考。
原文摘录：
“我们很少信任比我们好的人，这可太真实了。我们宁肯避免与他们往来。相反，最为经常的是我们对和我们相似，和我们有着共同弱点的人吐露心迹。因此，我们并不希望改掉我们的弱点，也不希望变得更好，我们大概首先应该被判犯了错误。我们只是希望在我们的道路上受到怜悯和鼓励。一句话，我们希望不再有罪，同时对自己的纯洁不作努力。不要够多的无耻，也不要够多的道德。我们既无力作恶亦无力为善。”
“首先，他说我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个沉默寡言、性格内向的人，想知道我有什么看法。我回答：‘那是因为我从来都觉得没什么好说的，所以宁可把嘴闭上。’”
“在他看来，它（指一条狗）真正的病是衰老，而衰老是治不好的。”
“日子，过期了当然久长，但是拖拖拉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后就混淆成了一片，某个日子都丧失了自己的名字。对我来说，只有“昨天”与明天这样的字，才具有一定的意义。”
“我对他（指导神甫）说我压根就不知道何谓罪孽：法庭只告诉我是罪犯。我是犯人，我就得付出代价，别人无权要求我更多的东西。反诉：“人类的正义算不了什么。上帝的正义才是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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