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赃历来是老大难问题。

办案讲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既要惩前毖后，又要治病救人，还要修复社会关系挽回被害人损失。

在老百姓心里，雷霆手段把人给判了，早已不是评价案件承办质量的唯一度量衡。

一份公正的判决必须是一份有说服力的判决，别人到底有没有心服口服，从退赃态度上最能反映。

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犯罪行为亦如是。在上下游链条式犯罪，公司型有组织犯罪中，据以认定刑事责任承担的数额与实际占有并取得赃款数额严重分裂，退赃困局更加显现。

以两个小例子说明这种困局，都是笔者亲办案件。

一是为上游电信诈骗进行POS机套现洗钱的，下游定掩饰隐瞒没问题，走多少账按多少来认定刑事责任承担没问题，但退赃时问题就出来了，这些人往往也只是赚个套现手续费，走一百万账，也就赚个五六万手续费，问退赃怎么退？

二是公司型有组织犯罪的，通常以犯罪集团定没问题，各部门、小组以其范围内数额承担刑事责任没问题，但退赃时问题又来了。公司员工不过领个基本工资加提成，一百万业绩，连底薪加提成也就是二三万，问退赃怎么退？

以上案例中，不仅从正向思维上不好破解退赃困局（退赃的前提是占有并取得赃款，但他们显然都没有，让他们按据以承担刑事责任的数额退赃显然是不合理的），而且从逆向思维上会反推出荒谬结论。

上面两个案例中所有的被告人都极度配合退赃工作，那么会出现这样荒谬的场景：

例一中，上游的诈骗犯退了一百万，下游的掩饰隐瞒犯也退了一百万，总共退了二百万。

例二中，公司老板退了一百万，两个分公司负责人各退了五十万，共四个业务组组长各退了二十五万，二十个业务员各退了五万，总共退了四百万。

那么荒谬的事情来了，两个案例中的实际损失都只有一百万，那么多退出来的钱是什么钱？又该如何处理？

这种荒谬的逻辑反推也严重削弱了刑事案件被告人家属退赃的意愿。

几百上千万的电信诈骗，最终退赃退赃人数及钱数寥寥无几。落在判决书上法律效果及社会效果都非常不好，仿佛大家在用这种方式无声地抗议，被害人损失也无从得到退赔。

例二中的电信诈骗案，就是因为检法两家在退赃问题上语焉不详、态度暧昧、缺乏担当，导致被告人家属集体抵制退赃。不仅案件无法取得良好效果，被告人本人也丧失了一个从轻处罚量刑情节，被害人更是退不到钱白欢喜一场。

按照各自承担刑事责任数额凭个人觉悟退，已经被无数案件证明走不通。让一般员工仅退个人提成奖金部分（如浙江省出台指导意见做法）往往又退不够。

退赃困局真的无解了吗？绝对意义上的正义不存在，是否能够设计出一套能够被认可的算法和规则，以实现程序意义上的正义呢？

“加权平均法”或许可以成为这样一种算法和规则。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算术平均，加权平均引入了“权重”这样一个新变量。同样一组数据，当被赋予不同的“权重”时，就会得出不同的平均数。

“加权平均法”几乎可以立竿见影地顺利解决所有复杂组织型经济犯罪退赃问题，犯罪组织越复杂，“加权平均法”的优势越明显。

仍以案例二为例，在该案中，公司人员被划分为四个层级。

一、列明据以承担刑事责任的数额：

第一层级：1个老板，100万

第二层级：2个分公司负责人，各50万

第三层级：4个业务小组组长，各25万

第四层级，20个业务员，各5万

二、计算权重：

第一层级：老板=100/（100+50*2+25*4+5*20）=25%

第二层级：分公司负责人=50/（100+50*2+25*4+5*20）=12.5%

第三层级：业务组长=25/（100+50*2+25*4+5*20）=6.25%

第四层级：业务员=5/（100+50*2+25*4+5*20）=1.25%

三、计算应退赃数额：

第一层级：老板=100*25%=25万

第二层级：分公司负责人=100*12.5%=12.5万

第三层级：业务组长=100*6.25%=6.25万

第四层级：业务员=100*1.25%=1.25万

计算完毕，以这种思维方式为基础进行退赃，是不是更合理，更具备可行性？在案例二中，如果法检能出面进行协调，以“加权平均法”为基础，再结合各自实际地位作用进行微调进行退赃，笔者可以断言，实际退赃数起码能达到最终认定犯罪数额的80%以上。

对于任何一个经济案件，80%以上的退赃率和不到8%的退赃率，哪个效果好，不言而喻。

笔者的痴人痴语，现阶段来看，并没什么站得住脚的法律依据。发展中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解决，资金转移的隐蔽化、犯罪手段的科技化、组织结构的层级化，都是我们过去查办案件不曾面临的问题和考验。

先有对规则的需求，而后才有规则。明确的规则诞生之前的空白期，恰恰最考验司法人员的能动性与创造性。

笔者相信，“加权平均”是破解退赃困局的思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