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恬
在<<苏东坡传>>卷二中,林语堂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经过。初看，只觉得突兀累赘，但仔细一想，却发觉作者这么写，只有他的巧妙用意。在王安石变法中，苏轼展现了他独到的政治见解，同时这也是苏轼从官场斗争退下，一心为百姓做实事的转折点。
苏东坡的政治见解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君权民授”。在皇帝大力推行新法时，引起民怨时，警告皇帝“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他先用一连串的类比，引出人心对君主的重要性，然后反向说明，若失去人心的严重后果“人主失人心则亡”。他还针对恢复肉刑之说的谣传告诉皇帝，“千万不可用威权慑服百姓而使之从之”。这足以证明苏东坡对古今的朝代更替的根本原因的正确认识。他清晰地认识到“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道理，所以他明知会被贬官，仍然屡次上书力言“因推行新政，皇帝已失民心”。
第二个方面是“为政当容清议”。他说“一个好政权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不同的政见合理的发挥其作用。”他在奏议中再次反向论到“若使言无不合，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苏轼比较中国历代政府制度的异同，一针见血的指出监察机构存在的必要性、点明了监察机构对一个国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苏东坡早年间虽未能在官场朝政上一展抱负，但他的政治才华在他对王安石变法态度的上书中一展无余。
纵观苏轼的一生，他的少年时期似乎异常顺利，他从小出生于书香世家，在父亲的教导下、兄弟的关心下成长，二十岁就已考取功名。与之相对的，是苏轼后来坎坷的政治生涯，王安石变法就是一个小小的转折点，让苏轼初尝被贬的滋味。在杭州的苏轼得以从烦闷的思绪逃向大自然，同时令他对新政有了更深的认识。林语堂评苏轼“他的诗思随时得在杭州附近饱餍风光之美”。
王安石变法引出了苏东坡重要两个政治观点——“君权民授”与“为政当容清议”，同时，它也是苏轼态度的转折点。因此事被贬杭州的苏轼，不仅心态上有了一定转变，而且也在接下来坎坷政治生涯中，始终坚信并履行着自己的政治理念“为民请命”与“直言进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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