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我在杨村学校一间四面透风的教室里上小学。语文课上，老师教我们学习了一篇课文《因为煤太多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地点在距离杨村极其遥远一个煤矿工人家里：
寒冷的北风呼啸着，一个穿着单衣的小女孩蜷缩在屋子的角落里。“妈妈，天气这么冷，你为什么不生起火炉呢？”小女孩在瑟瑟发抖。妈妈叹了口气，说：“因为我们家里没有煤。你爸爸失业了，我们没有钱买煤。”“妈妈，爸爸为什么失业呢？”“因为煤太多了。”
讲解完毕，老师照例要总结中心思想，并要求我们做笔记：这篇课文通过母女对话，反映了帝国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背景下，由于生产过剩而造成的下层劳动人民的贫困。然后，老师嘴里吐着白气，高声地问：听懂了没有？教室里有几十道白气吐出，大家齐声喊：听—懂—了—！
老师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把双手放在嘴跟前，哈着气，说：大家听懂了，笔记也做完了，天太冷，你们可以跺脚了！于是，几十张冻得青紫的小脸都笑开了花，有的是鼻涕吹起了花，我们这些祖国的“花朵”都放肆地用力在青砖地面上跺着。从天蒙蒙亮到学校，肚里昨晚的饭食早空了，上完早操、早读，还要上两节课，再不使劲跺跺脚，活动一下冻麻的双脚，下节算术课肯定撑不住，虽然算术老师也会让大家跺脚。
其实，大家都没懂。“帝国主义国家”在哪儿，不知道；何谓“经济危机”，不懂；“生产过剩”是什么，不懂；什么是“失业”，不懂。我唯一懂的是：在寒冷的冬季因为没有钱不能生火炉就是“贫困”。
可问题是，即使是在“冻破砖”、“冻了锅里饭”的三九和四九天气，杨村里最富裕的人家，也从来不会生火炉；甚至，在那些滴水成冰的日子里，从来也不会有人会想到生火炉。更严重的问题是，在那篇不长的母女对话里，我隐隐约约地读出，在煤还不是“太多”、小女孩的父亲还没有失业的冬天里，她们家里是生火炉的！要不，瑟瑟发抖的小女孩也不会责问妈妈“为什么不生起火炉呢”。
那时候杨村的孩子们，上学之前几乎没人见过火炉，就是校长和老师办公室那种烧煤饼或者蜂窝煤专供人们取暖的火炉。在杨村人看来，炉子里烧着煤饼或蜂窝煤，不烧水、不做饭、不蒸馍，不做点有用的事，而只用于取暖，那简直是犯罪，而且是极大的犯罪！哪怕风雪交加，哪怕滴水成冰，哪怕孩子的小脸都长了黑紫的冻疮，哪怕手脚都冻裂了口子，也是极大的犯罪！
几十年后，在巴望着下雪的每一个冬天，我坐在温暖如春的家中或是办公室里，泡一杯茶，欣赏几案上葱茏的绿植，望着窗外一天比一天明媚的阳光，想：难道大雪纷飞滴水成冰只伴随我们的童少年，只存在于记忆之中？
记忆中的冬天是异常寒冷、异常残酷的。入冬以后，西北风一起，天气晴朗几天，气温稍一回升，爷爷抬头看看天，就说：要下雪了。果然，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听见母亲在外面叫我，说：快！起来看雪，多厚的一层！言语中透着欣喜，因为下雪了就意味着离麦子的丰收又近了一点。于是，我牙缝里吸着寒气，将胳膊腿伸进冰冷的袖筒和裤腿里，下炕，穿上鞋袜，戴上棉帽，然后开门，伴随刺眼雪光袭来的是一股寒气。这时，才能真正体会了什么是“寒气逼人”。出了家门，苍穹下的杨村成了一统的白，雪仍旧撕棉扯絮般地下着，厚厚的积雪上面有活蹦乱跳的男孩女孩，还有跟着一起活蹦乱跳的黑狗和花狗。他们的周围，是一串串杂乱的脚印。几天后，天气一天冷似一天，西北风刮在脸上刀子一样地疼，男孩女孩和狗都窝在了家里。于是，直到来年春天，杨村和世界都被白雪冰封着，除了呼啸的西北风，天地死一般寂静。
天寒地冻，除了上学的孩子，人们很少出门，迫不得已要出门，比如说去麦秸堆撕扯些柴火做饭烧炕，就必须穿厚厚的，腰里还要扎上宽宽的腰带。关于穿衣御寒，杨村人自有一套逻辑，“三单不如一棉，三棉不抵一缠”，腰带就是那“一缠”。家庭条件好些的人家，就给老人做一件老羊皮袄。据说，羊皮袄的上品是羊羔皮做的，轻、暖，但贵，一件羊皮袄需要宰杀好几只羊羔，所以杨村老人穿的绝大多数都是老羊皮袄，爷爷在世时就曾有过一件，我也曾经试穿过，死沉死沉的，起码有十几斤，穿在身上极其不便，但却御寒，而且也能给小辈挣点体面。
杨村人出门时御寒穿厚厚的棉衣或者羊皮袄，在家御寒取暖的只能是炕了。其实，一个炉子倒值不了多少钱，大多数人也能买得起，但炉子买来后要源源不断地烧煤，这个钱掏不起，且这个钱也掏得冤。所以，千百年来，杨村冬天在家里御寒就一直用炕。炕的优点很多，首先是建设成本低，盘炕的主要材料是泥土；二是使用效率高，一年四季都能睡；三是使用的材料价格低廉，是柴禾而不是煤。当然，事物都有两面性，炕也不例外，其缺点也很多，首先是不卫生，土炕本来就脏，现在又有柴火的熏燎和尘土的飞扬，所以进了房门就能闻到一股呛人的味道；二是冷热不均，前半夜像在烤饼子，后半夜就像睡在冰上；三是污染环境，可能是由于结构问题，炕烟排得很不顺畅，加上冬天气压低，烟冒出之后就顺着地面爬，半天都散不了，呛得人肺叶子都能咳出来。所以，直到现在，你如果在冬天的傍晚来到杨村，远远看去，村子四周缠绕着一道轻柔的白纱，若隐若现，如梦如幻，仙境一般；可当你走进“仙境”，你就会被难闻的烟尘呛得死去活来。尽管今天看来土炕的缺点似乎太多，但在那个年代，使用土炕来御寒是农民唯一的选择。平常的冬日，家里来了邻居，一进门主人就说：鞋脱了，坐炕上，邻居就很自然地脱鞋上炕。到了春节，杨村人还恪守着待客的传统，当然，要尽量把所有的亲戚集中到一天待承。待客的肉、菜、烟、酒等都提前备好了，到了正日子，女主人清早起来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先把炕烧热，等到亲戚们拖家带口地来了，小孩子常常冻得哇哇大哭，女主人就忙说：快，把娃放到炕上！后面又来了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亲戚，女主人仍然是笑容满面地说：上炕，快上炕！炕上暖和！最后，那炕上就坐着十几位客人，喝茶、抽烟、嗑瓜子。如果你嫌脏不上炕，那你就冻着吧，只要你能受得了。
虽然说几十年前烧炕用的柴禾也紧缺，但相对于煤来说，还是要方便实惠很多，都是地里长的，只要勤快就行。烧炕也是一门学问，会烧的整晚整晚炕都是热乎乎的，不会烧的前半夜屁股烙得“滋啦滋啦”响后半夜炕凉得像冰窖。除非万不得已，烧炕在杨村都是女人的事情。记得母亲去世头几年，每年冬天我回去，看见老父亲提着柴草笼子，把柴禾一把一把塞进炕洞，然后点火，用扇子一下一下扇着，炕洞里的火光照着父亲苍老的面孔，我心里就很不是滋味。烧炕的学问主要在于烧什么柴禾，不能用硬柴禾，那样晚上会烤得睡不着，也不能用过软的柴禾，那样炕早早就凉了，最理想的柴禾是麦草、玉米秸杆经风吹雨淋之后沤碎沤烂，或者经车子长期碾压之后碾碎碾烂，这样的柴禾耐烧，炕温不很高但保持的时间很长，效果极佳。
如今，当你驱车来到杨村，在街道上经常会看到有老人专门把玉米秸杆放在马路上等着碾压。你别生气，也尽管放心，绝对不会弄坏你的车子。杨村人会算这个账，为一点烧炕的柴禾弄坏了你的汽车划不来，再说，杨村人也赔不起。
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我家斜对门五婆说给我的。记得是2014年冬至的先一天，我开车回家去给父母上坟，在家门口停车时，五婆正在门口翻晒玉米秸杆，看见我在路上犹豫着，就笑着给我说，弄不坏，弄坏了我赔不起。五婆嫁到杨村已经有五十多年了，依然是乡音未改，满口甘肃话。她比我的母亲小十多岁，跟我家不同宗，原来也不在一个生产小队，但因为住得近见面就多些。五婆是怎样嫁到杨村的，我并不十分清楚，但五爷在世时，家里日子过得十分凄惶，五婆肯定当年是娘家日子更穷才由人贩子领到了杨村嫁给了五爷。五婆高个子，脸大且扁平，口音很难懂。可能因为口音关系，更可能是因为家境不好，五婆跟别人来往很少。我对五婆的了解也是近些年的事情。五爷不到六十岁就去世了，留下了五婆和三个儿子。近二十年来，只要我回家，几乎都能见到她在门口忙碌着，择菜，喂猪喂羊，拾掇柴禾，做针线活，但奇怪的是几乎没见她带过孙子孙女。我见她最多的，是坐在门前手中拿着斧子，把儿子从果园里修剪下来的树枝剁成一截一截的柴禾，在门口码得整整齐齐，而且总是见她一个人在忙。记得五六年前一个国庆长假期间，我在家呆了六七天，有一天我问起五婆娘家是哪里，她说了甘肃一个地名，可惜我没记住。我又问她，嫁过来之后回过娘家没有，五婆说没有，但有过书信来往。五婆给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正在剁着树枝，说着说着她突然停了下来，眼睛望着一个虚无的所在。看得出，五婆很想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
多年前，五婆因为一件事情名声大噪，那件事情就和冬天、和烧炕有关。
五婆生下二儿子后不久，那年正月十五前后，大队放电影。那时候五爷和五婆都二十多岁，正是耐不住寂寞的年龄，何况那时放场电影相当于过年，小两口一商量就决定去带大儿子去看电影，小儿子无人看管但只能留在了家里，怕小儿子冷，就把炕烧得很热，还专门在屋梁上吊着一个红灯笼，然后一家三口就去杨村东村看电影。
五婆家里到底是怎样着火的，是因为炕烧得太热，还是因为屋梁上红灯笼中的蜡烛燃尽掉下了火星引发了火灾，这些都是人们事后的猜测，总之是炕上着火了，先是烟呛得孩子哭闹，继而烟气越来越大，孩子就哭得撕心裂肺。也是那孩子命大，杨村的保管员这时要去村东头保管室守夜，路过五婆家门口，听到了孩子异样的哭声，就过去敲门，未见应门，就砸开房门迎着滚滚而出的浓烟冲了进去。等到五爷五婆连颠带跑地回到家，门口已经围了一大堆人。
杨村人对这件事情的议论是在五爷黑灯瞎火地拉着架子车踩着冰溜子去了县医院之后，当时说什么话的人都有，人们更多地是责备五婆，说她绝对不该去看什么电影。黑暗中，五婆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小声地抽泣着，听凭村人的责备。我后来想，五婆后来和杨村人很少交道，可能与此事有关，尽管他的二儿子只是轻度烧伤，长大成人后仅有右侧的脸部和耳朵有烧伤的痕迹。
五婆后半生的沉默寡言，到底是因为这件事情，还是性格使然，我从来没问过，因为这毕竟是她心中一生的痛。
每一次，当我看到在门口忙碌着的五婆，看到她渐渐弯曲的腰，看到冬天的风吹散她花白的头发，我就想，在杨村、甚至在普天下，做母亲做父亲的，包括像五婆五爷这样因为疏忽给儿子造成伤害的，大都是疼爱自己的儿女的。尽管父亲母亲可能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打你骂你，但打在你身上，疼在父母心上，打骂只是父母疼爱子女的一种变态的形式，尽管这种方式的确不正确。但如果换一个位置，子女对待父母，可能不打不骂，却未必如父母疼爱子女那样前前后后里里外外都是爱。
杨村西头有一户人家，男人行九，我叫他九爷。九爷家住得离我家很远，平常几乎没有什么来往，但有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母亲去世之后的几年间，考虑到父亲年龄大了，加上种地是苦差事，我心想回去好赖能给父亲当个帮手，所以回家的次数较多，停留的时间也较长。一年暑期的一天，父亲吩咐我们兄弟下午在玉米地里套种大蒜。我们兄弟一商量，就决定不让父亲下地。父亲看了我们半天，最后答应了下来。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我们钻在蒸笼一般的玉米地里，几分钟就大汗淋漓，随后就叫苦连天，所以，活儿就干得极糙，小孩头大的土坷垃都没敲碎，栽种的大蒜横七竖八，有些蒜种整瓣整瓣都浮在地表，我们几个都看不下去。为了瞒过父亲，就决定赶紧放水浇地，水漫之后，起码不那么难看了。可能是在家里不放心我们几个，水刚刚引到地头，父亲就来了，他低头看了看玉米行间一片狼藉的垄沟，也没有埋怨我们，只说带你们去看看啥叫种庄稼。然后，父亲就带我们来到了九爷的地头。九爷也在玉米地里套种大蒜，那活儿干得叫一个细致，身后垄沟的土地像毡一样平整，连核桃大的土坷垃都没有，栽种的大蒜横是横竖是竖。九爷不像是在种地，像是在绣花，像在完成一件艺术品。在九爷的地头，我们兄弟你看我、我看你，心下都有点惭愧。九爷看见我们几个的样子，嘴里叼着旱烟袋，笑着，慢悠悠地说：娃耶，听你爸的话，人误地一晌，地误人一年。“现场教育”结束后，我们几个蔫头耷脑地往自家地头走，大弟悄悄对我说：要像九爷那样种地，还不如把我杀了！
九爷就是这样的一个农民，勤劳到让我们兄弟、让杨村的下一辈人不能忍受的地步。他一辈子坚信勤劳致富，而且他一辈子也确实勤劳。“文革”时期流行的一本小说《艳阳天》中有一个富裕中农外号叫“弯弯绕”，书中有他在自家院子里精心做务菜园子的情节，九爷做务庄稼精细的程度和“弯弯绕”相比毫不逊色，甚至超过了“弯弯绕”。只是“弯弯绕”是富裕中农，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而九爷一直是贫农，一直到他老、到他死，依然没有致富。
九爷个子不高，可能因为当过兵，腰杆很直，走路很有精神。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黑和他眼神的炯炯有神。九爷黑，黑到头发和脸几乎一个颜色，连嘴唇也是黑紫色。年轻时黑，年纪大了更黑。九爷眼睛很亮，用“炯炯有神”形容再恰当不过；他下巴长，脖子却短，看上去老像缩着脖子。九爷的孩子并不多，两男一女，负担不重。中国社会有很多人把农民贫困的原因归之于子女多、负担重，但这个观点似乎不适应九爷。在那个时代，不要说九爷这样的农民，就是许多高官显爵，子女的数量也远不止三个。但一生勤劳的九爷的始终一贫如洗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至于九爷贫穷的真正原因，我也弄不清。
2007年底到2008年初，全国范围内一场雪灾，连那一年的“春晚”都把抗击雪灾当成了主题之一。那场雪是我成年之后遇到的降雪量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雪。那段时间，我和小弟通话的话题除了卧病在床的父亲，就是那场雪。我谋生的城市，距离杨村不到五十公里，我居室客厅的窗户，正对着一个足球场兼田径场。雪开始下起来时，满操场都是兴高采烈打雪仗的少男少女，笑声嬉闹声飘进窗时，有一种异样的空洞；过了两三天，积雪越来越厚，雪地上的人声就寥落了许多；一个星期后，雪地上再也看不到人影、听不到人声，偶尔只听到有鸟儿急促飞过的鸣叫。那场雪一直持续了几十天，从年前下到了年后。正月初五晚上，小弟打来电话，说：西头子九爷死了。
我们兄弟所以关注九爷的生活，是因为他的境遇和我父亲类似。在杨村，老人晚年的境遇除经济条件之外，也常和老伴去世早晚有关，男人去世早，留下女人因为会操持家务，缝缝补补的事情做不了，但还可以洗洗涮涮，也能照看一下孙子孙女，日子就好过些；而女人去世得早，剩下男人就遭罪了。农村的男人年轻时都出过过力，到晚年大多腿脚都不灵便，加上家务活一点都不会做，跟着儿子媳妇生活，就常要看儿子尤其是儿媳妇的眉高眼低。儿子孝顺了倒好说，如果儿子不孝，儿媳妇就敢在公公头上拉屎撒尿。九爷的情况大致就属于后一种。
九爷是那一年正月十三下葬的。下葬完后，去坟地里帮忙的杨村的老少爷们儿嘴里吐着白气扛着铁锨踩着积雪往回走。按照乡俗，中午吃饭，前去帮忙的乡邻都要去九爷的儿子那里吃饭，但那天中午，执事的人满村子叫了两三遍，去吃饭的人也没凑够两桌，大家都说有事情去不了。其实，杨村的人们是为九爷的死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种无声的抗议行动。
据说，九爷是被活活地烧死的。
晚年的九爷一直和两个儿子生活在一起，但两个儿子采用的是轮换制，你养活一个月我养活一个月，类似于秦腔《墙头记》里的情节。二儿子把老人安顿在门房里，出来进去有动静都能听见；大儿子则把老人安顿在最靠里的房子里，有动静前院基本听不到。那一天，九爷的大儿子待客，客人走了之后，儿媳也累了，到傍晚给九爷的炕洞里塞了半背笼柴禾，然后全家人就睡了。半夜时分，大儿子隐隐约约地听到后面九爷的房子有异样的声音，等到穿上衣服跑到九爷房里，一切都晚了。
那个冬天太冷了，九爷瘫在炕上，把九婆活着时做的三床被子都拉出来盖着，甚至，把一床破棉絮也拉扯了出来，压在了被子上。老一辈的杨村农民，无法体会“衣轻裘”的感觉，他们只相信，要想暖和，只能尽量穿厚、盖厚，把炕烧热，他们可能没有想到，炕烧得太热，席片和被褥都会着火的。被褥着火，往往没有明火，但是烟特别大，所以九爷很可能是被浓烟呛得窒息而死。
当然，在冬天，即便是冷得瑟瑟发抖，杨村老一辈农民也不会想到在房间里生个火炉，因为火炉烧的煤是要花钱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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