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收藏市场上不乏顶级的艺术品，更不乏顶级的鉴定家，但随着中国艺术品交易市场的迅速发展，尤其在其活跃度超过拍卖行业后，艺术品交易已经成为当下国民经济的一大亮点。
也许是难却情面，也许是受利益驱使，给收藏爱好者鉴宝的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仅北京就有上百家各门类的鉴定中心，全国叫不出名字的“鉴定专家”更是数不胜数。形成“你方说罢我来说，十个意见九不同”的局面，这也成了当下拍卖公司经理们最头疼的一件事。
我们不禁发问：面对如此混乱庞杂的鉴定专家队伍，谁来鉴定他们的资质？
日前，通过走访古玩艺术品交易市场的相关人士了解到，
目前一些所谓的“鉴定专家”扰乱市场，各有怪招。
现状：被经济利益驱使的“办证专家”
一个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曾经曝光了这样一个事实：
一位收藏爱好者在地摊上花30元钱买了一块仿红山文化的“古玉”后，随即找到一位国家级的鉴定专家鉴定，鉴定后专家得出是真品的结论，估价为30万元，并给这位收藏爱好者开具证书，同时收取了大约1500元的鉴定费。
此过程全部由电视台的摄像机跟踪拍摄并报道，这位鉴定专家的所作所为，也被媒体抓了个证据确凿。
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像这样的所谓专家能在一家著名的古玩城内公开从事鉴定工作10多年之久，文物界居然没有一个规章制度和考核制度把他清理出去，直到被媒体曝光后他才被撤换下来。
目前，潘家园等古玩市场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链，从生产、运输到销售，不知道养活了多少人，庞大的产业效应滋生了众多的办证专家。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拍卖公司经理表示，古玩城卖东西的只需去工商所办个执照，而且只是营业执照，并没有界定他们的鉴定资质的相关机构。
好多古玩城老板不光卖东西，还业余给人开证书。
一位收藏人士表示，在不同古玩城里找10个专家，恨不得有9个专家能开出不同的鉴定证书。
匡时拍卖公司总经理董国强谈到，出于经济利益而帮人做鉴定的事在什么时候都会有，虽然一个鉴定家的能力有高低，但是起码态度应该是端正的，要凭自己的良心。
而对古玩市场里的“卖家兼专家”也不能一棍打死，毕竟有些老板长期在市场上接触东西，还是具备一定“眼力”的。
鉴定专家是否应该“职业化”倒成了业内争议的焦点。
2003年7月，国家确定了文物鉴定师的执业标准，要求推行市场准入制度，没有取得资格证的，将不能从事这个行业。
标准是推出了，但与庞大的市场需求相比，文物鉴定专业人才依然相当匮乏。
像河南这样的文物大省，目前取得这种资格的只有7个人，全国也不足百人。
而近年以来，北京、广州、上海及成都等地都举办了鉴定师培训班，还有不少短期的诸如“鉴赏班”、“兴趣爱好班”等。
“什么才能叫鉴定家，他必须看过大量的真品，而且还需要有提炼能力，有天赋的人才能成为鉴定家。”董国强说道。
比如鉴定齐白石的专家，就得了解齐白石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所有作品，就算两个人都看过了齐白石的作品，也有可能有一个人完全没看懂的。
从这点看，学校里培养初级或中级的鉴定者是可能的，但他们还必须要靠时间来磨砺“眼力”，还需要天赋，这种培养难度不啻于培养一个画家。
藏家怎么突破瓶颈？
提起“瓶颈”一词，你可能并不陌生。
瓶颈一般是指在整体中的关键限制因素，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含义。
那么“收藏瓶颈”是指什么？
收藏圈里的限制因素又在哪里呢？
众所周知，古玩艺术品市场的“二八分化”一直都在，甚至近年都有始终拉大的趋势。
对于比较大众的古玩艺术品，受众群体较大，也较容易识别和鉴定；
而对于金字塔顶尖的艺术品如果让你我碰到，你是否也会心头一颤，不知所措呢？
其实，从事收藏的朋友大多都有这样的经验，
不管是陶瓷、书画，还是其他类别的收藏品，
对于普通东西（普品）大家的鉴别能力基本是一样的，鉴定结论也一致。
因为这样的东西较常见，价格相对较低，买到的机会多，
只要具备基本的鉴定常识，一般都不会看错。
而对于档次稍高，市场价值较高的藏品，人们大多抱以小心谨慎的态度。
举例来说，对于官窑、元青花、汝窑、珐琅彩、张大千、傅抱石、宋画等这些“大名头”的藏品，
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哪里有这么好的运气，自己就碰到了?
即使碰到了，也大都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不可能的事!
持这样的谨慎态度是很正常的，
毕竟收藏圈稍不小心就会踩到地雷，
在收藏界里捡漏不成，反被捡漏的事情，时刻都在发生着。
其实在收藏中有眼不识宝贝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当人们在小心谨慎捂紧钱袋的时候，很可能由于眼力和胆识的欠缺，让机会从自己眼前溜走。
有许多从事收藏多年的人，对于看普通东西可以说是行家、高手，
然而对于档次高点的东西，就不那么自信了，
在多数情况下，宁愿相信“大名头”的东西都是赝品，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客观看待它们。
这样固然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然而错失的却是机会，并且自己永远停留于玩普品的阶段。
处在收藏的“瓶颈”，我们如何应对会更加积极度过呢？
一位买家在去年的西泠秋拍中以1.8万元低价购入的清代闲章，在2017年的北京保利春拍中，被人以380万元竞得。
整体和细节特征的分析和把握
其实大名头的东西，与普通东西在鉴定方法上是一样的，
都是在熟悉真品特征面貌的基本上，对鉴定对象进行整体和细节特征的分析和把握。
对陶瓷而言，不外乎造型、纹饰、胎、釉、款识、使用磨损痕迹、保存环境、开片、气泡等细节特征；
对书画而言也无非是风格、用笔、用墨、款识、线条、具体物象的画法、纸张、装裱、印章、印泥等内容。
这些原本是很基本的方法，很多从事收藏多年的人在遇到大名头东西时，反而不会用了。
大名头的东西在他们眼里被神话了，
他们相信传言“某类东西，某位大师的画作，现在仿得已经乱真了
，连故宫博物院等国家级专家都要走眼，科学仪器也检验不出来”。
于是在他们心里形成了一种固定思维，凡是大名头的东西多不可靠，不碰为妙。
在德国科隆的“Lempertz”拍卖行的一个拍卖会上，一幅齐白石的作品《大富贵亦寿考》以1.5万欧元起拍，最后被现场和电话委托出价的中国买家给争到了40万欧元。
正确对待收藏圈中的“大名头”
这里所说的大名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对于什么样的藏品名头算是“大名头”，通常是按其经济价值来衡量的。
对于普通收藏者而言，价值数万元的藏品就算是大名头东西了，
而对于资深藏家、专家、专业机构而言，
价值在数十万、百万级、千万级的藏品才能算作“大名头”藏品。
而对于那些虽然存世数量稀少、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科学价值、历史价值，
但经济价值相对较低的藏品，人们通常只是以平常心待之，
在鉴定时也不觉得有何高难之处，在多数情况下敢说敢言，并能达成统一意见。
但对于经济价值较高的大名头藏品，人们的警惕性总是很高，
有时即使是传承有绪的真品、真迹，也免不了有各种质疑的声音，
至于一些民间流散的大名头东西能得到认可的机会则更加渺茫。
由此可见，人们对大名头的藏品心怀敬畏，
并非都是出于对藏品本身的崇拜、敬仰，
而是在于大名头的藏品本身所代表的数额不菲的财富。
《茅山雄姿》最早现身拍场是在1999年，拍出308万元，
2004年以460万元起拍，并创出当时傅抱石个人书画拍卖的世界纪录——2090万元。
这只在去年欧洲某拍卖会上33万欧元落槌的乾隆宝玺，放到2017年的北京保利春拍，最终以2300万元成交。
如何处理普通藏者手中的“大名头”
普通收藏者手中的大名头藏品，
除非这件藏品本身实在太典型、大开门或有传承、来源上的铁证，
否则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得不到认可的。
人们的最习惯的心理反应是：“你手上怎们可能有这样的东西？”
但这样的藏品如果出现在资深大藏家、著名鉴定专家或社会名流的手中时，
人们的眼光就变得相对宽容了。
只要藏品本身无明显的破绽或属于低劣赝品，即使有的东西存在疑点，人们也倾向将其归入真品一类。
这时人们的心理反应是：“以某人的财力、学识、眼力或社会地位，拥有这样的重量级藏品，不足为怪。”
同理，一件大名头的藏品，
如果出现在古玩地摊上，人们会认为它是赝品、臆造品，顶多说它是“高仿品”，
算是对它的最高赞誉；
如果出现在著名拍卖公司，这时它就是难得的精品、重器，
这时可能也会出现少许质疑的声音，但多数人对其真实性还是认可的；
如果出现在著名博物馆的陈列上，这时它就是国宝级文物，几乎无人会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
“大名头”多具有争议性
只要是大名头的藏品几乎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质疑或争议，
从前几年创下中国瓷器拍卖纪录的“鬼谷子下山图”元青花罐，到2009年春拍的宋徽宗《写生珍禽图》，
乃至国内著名博物馆的某些重要藏品，历来都不乏质疑之声。
有的质疑属于学术层面的探讨，有理有据，成一家之说；
而有的则仅停留于吸引眼球式的哗众取宠，其方法、论据、观点未必可信。
既然大名头的藏品容易引起这样或那样的质疑之声，那么还有谁愿意来玩大名头的藏品呢？
古玩艺术品的流通历来通行买家认可的原则。
一件藏品不管其真伪、年代和价值如何，只要买家认可，那么谁也管不着，
买家认为是真的就是真的，买家说是什么年代就是什么年代，买家认为价值多少就是多少。
正如2009春拍宋徽宗《写生珍禽图》的买家刘益谦先生所言：“对于这样一件作品，有些人一辈子连宋画都没见过几幅，自认为鉴定水平很高，就说不对，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要是因为几个不懂行的人说三道四，我就不买了，那我以后还怎么混?”
规律真的是个很微妙的东西，
无论你身处哪个行业，你可能都会走在探索行业规律的路上孜孜不倦。
或许只有你打破了行业的瓶颈期，你才会看到行业更加活跃的春天！
所以，打算玩大名头藏品的收藏家们，
准备好你的眼力、财力、心理承受力一起用行业的规律来突破“收藏瓶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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