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本买卖

                                    二皮

      我家世代农耕，并无经济实体或者大的买卖，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条件艰苦、经济拮据，为养家糊口，所以除了耕种几亩薄田外，父母也偶尔做点儿小买卖贴补家用。

      印象中我家最早的买卖是“削纺锭”，有时也削擀面杖。当年纺棉织布者居多，纺棉花需要“棉锭”，父亲曾经是做纺锭的好手。悠远的童年记忆里，那辆低矮的箱子形木制“削锭车”，年轻的父亲骑坐在上面，专心致志地用刻刀、旋弓刻制棉锭……

      十多年前还有一捆一尺来长的黑褐色“锭坯”，是父亲从山里背回来的坚硬柞木，原来一直放在堂屋房梁上的，不知啥时被母亲搬下来烧地锅做饭用了，这唯一的念想也断了。

        既然是农民，在土地上做功夫也不失一个好主意，父母在院子里种过黄烟叶，育过红薯苗儿，小本买卖，红薯苗一分钱甚至几厘一株，收入虽微薄，但因为能换取吃饭的盐醋点灯的洋油，所以父母仍努力地经营着。

        父母经营赚取的不光是糊口的毛票子，他们也收获了邻里的称赞和信誉，前些年父亲在世时曾感慨地说过一件事：早年卖烟叶时他曾慷慨帮过一位邻村写字很好的落魄的教书先生，后来在我结婚时那位先生主动上门，帮我们写了很多喜联和请柬，要知道当时那位先生已是闻名乡里的宿儒，尤其是写的毛笔字已成一家了！

      父母还在玉米地里育过葱苗儿、打过萝卜种子，带到集市上去卖，因为捶打萝卜种子是在打麦场里，免不了混进去几粒小麦粒儿，那次母亲赶集卖完萝卜种子回来笑骂，说有个主顾挑剔，说我母亲太精明，把麦粒掺到萝卜种子里卖高价……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秋季，原本囤积好了十余捆甘蔗准备来年开春种植，因为父亲出去打工未归而计划搁浅，不得已，母亲一个人拉着架子车开始了南征北战贩卖甘蔗的漫漫征程。前两天在老家母亲还说，为卖这些甘蔗真是想尽了办法拼尽了力气，不但赶会头还走街串巷，我当时正上学帮不上忙，但我能想象到母亲一个人拉着架子车沿街叫卖的孤零零身影，心里会一阵阵发痛。

        更为糟糕的是这些甘蔗由于存放不当，好些已经变质坏掉了，外表看不出什么，其实内心已经变黑。母亲说，她每卖出一棵甘蔗不会高兴，反而提心吊胆，准备迎接下一步主顾们的“换货”和白眼及难听话。

        就为了这批难缠的甘蔗尽快脱手，母亲扩大了经营——增加了葵花籽、炒花生等小食品，为此会木匠活儿的舅舅还特地为我们做了一套简易木头“货架”，每每村里晚上有露天电影或者说书唱戏，因为要熬夜，母亲穿着厚厚的棉衣，我帮助她把买卖的家什搬到场子的后侧，玻璃灯笼里的微光，闪闪烁烁地映射出母亲削瘦的脸庞……这是我童年记忆里零星的记忆碎片。

      有段时间，我对父母做这些小本买卖却持反对态度，我幼稚地认为在大庭广众之下叫卖是很丢人的事情，尤其是上了初中，这种偏执尤其加重。父亲有几次在我们学校卖咸菜，他从孟岗前街批发来腌制的咸白萝卜，切成小块儿，或者是批发来成坛的腐乳，五分一毛的成块儿卖给住校的学生，在当时普遍贫穷的农村学校，这些廉价的咸菜很受欢迎，生意出奇的好。

      我却讨厌看见他，讨厌看见他蹲在学校伙房门口老桐树下的身影；讨厌看见他给学生夹咸菜时谄媚似的笑，甚至去伙房盛饭时都躲着他走……却忘了父亲就是用这赚来的一分一毛支撑了这个贫寒的家。

        好在这段叛逆期很快过去了，我懂得了父母操持家务的不易和良苦用心，更加支持和全力帮助父母农忙外的各种小买卖。

        小时候我家每年都喂一口肥猪，头年开春买来小猪娃，用麸糠拌上野菜要喂上整整一年，年末杀了卖肉，虽然邻居们都来照顾生意，但仍卖不完，就需要我和父亲一起赶会串乡沿村叫卖。

      有一年父亲赶着毛驴儿车，我骑车相跟着，到堤西的纸房、信占村卖肉，我们分工明确：父亲称秤，我负责拿纸笔算账，那回我们转悠了整整一下午才卖完，回去时过了大堤天都黑了，远处传来隐隐的鞭炮声，天边升起了袅袅的绚丽烟花，这时才猛然想起今天是腊月二十三，阴历祭灶小年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父母精神的感召下，我从小养成了勤劳、顾家的好习惯，我串街卖过蕉酥糖，春节赶会卖过柿饼、年画，收麦季在城南卖过冰糕，参加工作后还利用假期出门打过工……

        面对各种复杂的目光和异样的评论，我并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丢人，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因为穷过不下去了才去想法挣钱，而这一切是秉承父母的勤劳基因使然，因此，我更感到在当年困难的环境里，父母因养活我们兄妹而做些小买卖才更有意义，在我们的家庭成长史里也更加珍贵！

                                      202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