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的”这个名词或许好多人都感觉陌生,这是上世纪70、80十年代的产物,实际是机关工作人员在县城租住县城三街三关农户家房子的称谓。因为我家没房,一直是“住房的”。听父母说刚开始在东北街村关爷庙南胡同内,在70年代末搬到西街村房东二大爷家,在县城老礼堂西边。大爷家有五间北屋和三间西屋,都是扁砖到顶的房子,南边是做饭的棚子和街门相连。小院收拾的干净利落,看得出大娘过日子是个精致人,我家就住在大爷的西边两间北屋。最吸引我们的院里的杏树,每年夏收时节,杏树上总是挂着很稠的杏,黄灿灿一片,像毛茸茸的小鸭在草丛里。杏儿熟了,都摘了,可是顶上总有几个摘不下来,我们就每天眼巴巴的望着,它们轻轻摇摆着,故意馋我们。
二大爷一家四口,当时哥哥在邯钢工作,姐姐上学。他家在西街村属大户人家,他在家排行老二,是生产队长,是个身材魁梧的黑脸大汉。人正直、淳朴,在生产队从不搞特殊,总是吃苦在前,啥脏活累活都和社员抢着干。他人缘好、威信高,村里人都尊重他。大爷是能吃苦的铁汉子,他的肩上不是铁锹就是锄头,似乎没有空手出门或回来过。那时是记工分的年代,大爷终日的田间劳作,从不见他在家闲着。可能是要带领生产队社员田间劳动,还要分配每天活计的缘故吧。听大娘说大爷地里活做的精细,干活也不惜力。所以,大家都亲切的称大爷是“傻二孩儿”。
我从姥姥家回来就直接到了二大爷家,刚开始觉得特别陌生,一个院里这样住着两家人特别不习惯。我从小性格内向,这样一来更是不敢说话,每次放学回来,我总是低头快步走进自己家的房间,似乎只有在这两房子里我才觉得放松。大爷大娘可不这么想,他们总是主动问我在学校情况,有时给个树上摘得水果或者自己做的饼子。大爷可会哄小孩儿了,慢慢的,我们姐弟三个和他们相处的特别融洽,像一家人。夏秋的晚上,大爷总是把我们都喊到院里,有时我们爬梯子上到平房顶上,数星星看月亮,听大爷大娘讲故事,有牛郎织女啊、水浒传啊,还有民间故事和传说。大爷常说:等你们长大了,这世界就会变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或许是大爷心目中所期望的生活吧。
我们在大爷家一住就是十年。那时没有菜市场,更没有这么多品种的新鲜蔬菜。夏秋季节,我们总是盼着大爷下晌回来,盼望他手里拿着的蔬菜。比如韭菜、豆角和茄子,那些菜好像是从生产队机井旁各户的小菜园里摘得,雨后,大爷有时还采些木耳和野蘑菇。最难忘的是下雨的日子,大爷不去地里,他就在炕上躺着、坐着,我们都围坐在炕边的小木凳上听他讲故事。大娘和母亲就把大爷割回的韭菜蒸笼包,我们闻着那韭菜的香味犹若山珍海味。那年代,吃鸡蛋也是奢侈的。大娘养鸡下的蛋,好像都换油盐等家用的东西了,反正都不舍得吃。记得有一次,也是下着雨,大爷说今天我要荷包蛋挂面吃个够。大娘答应着,就开始为大爷做饭,后来听大娘跟母亲说:你二哥用大海碗喝了一碗挂面,吃了12个荷包蛋。我们都惊讶的看着大爷,怕他会撑坏肚子,他却笑着说:可是吃了顿饱饭、解馋了。
大爷待我们如亲生,他不会说什么好听话,但只要有好吃的,就会两家合一家,像吃集体食堂的饭。大娘和母亲一起做,有时母亲上班回不来,大娘一个人做一大家子的饭。笼包、糖饼、枣饼、笼熬煎饼等等,大娘变着花样的给做,从不把我们当成“住房的”。有一年,母亲甲状腺瘤去了石家庄做手术。我在家被同学给打了,我哭着回家,大爷大娘心疼的不行。急的大爷拉住我的手,直奔学校去找了老师,又找了那个同学的家,嘱咐同学父母半天,要他们管好自己的孩子,最后才放心带我回来。回家路上,我觉得那刻大爷像父亲一样,心头暖暖的,所有的无助和委屈化作了感动的泪水。
后来哥哥和嫂子要结婚了。按说我们住着人家上房,该腾出来的。我父母跟大爷大娘商量,说一是搬走再找房子;二是搬到西屋,给哥哥让出上房结婚用。大爷说什么也不答应,说我的父母是哥嫂的长辈,必须住上房。就这样,嫂子过门后一直住在西屋,直到我们搬走。
那时没有自来水,大家吃水统一要到老礼堂西边的自来水总水管担水,一分钱一担水。嫂子怀孕那年,我学着担水。因为收费的规定小孩两趟按一担水交费,邻居有个婶子说:你每趟都接多半桶,这样不就多赚点水。可是我毕竟个子低、力气小,两只手按着扁担,水直往外傾漏,肩膀疼的直掉泪,双腿沉得走不动。有一次,正好大爷从地里干活回来,看到我可怜的样子,着急的说:以后不要管这事,大爷从地里回来去挑水。回家还把大娘说了一顿。直到现在,身高1.72的小姨老是逗我,说是挑水压的我个子没长高。
80年代末,由于母亲工作原因,我们离开了大爷家,居家搬迁到外县。后来听说土地承包到户,大爷家的日子越来越好,白面馒头顿顿吃,家里有了自来水,再不用担水吃。只是大爷脑血管病再不能去地里干活,说话也不太清楚。期间我们曾几次回到大爷家探望,大爷抓着父亲的手,看着我们一家,眼里满是泪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90年代初,大爷突然辞世。大娘征求父母的意见,说大爷心里总是装着我们姐弟三个,已经将我们当作自己的儿女,如今大爷去世,孩子们怎么办?父母当即答应大娘说:三个孩子必须为他们二大爷披麻戴孝。就这样,我们送了大爷最后一程。大爷下葬那刻,往事一幕幕闪现在我的脑海,大爷的亲切,大爷的和蔼,大爷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还有大爷那些讲不完的故事,以及他对未来生活的期望,我不相信大爷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他怎么会舍得呢!
如今,二大娘依然健在,她已是90多岁高龄,身体健康,性格开朗。她已是四世同堂,孙子、孙女都是国家公务员,重孙们也已经上了初中、小学;家里翻建了新房,勤劳孝顺的哥哥嫂子陪着大娘在家住,孙子住小区楼房,孙媳妇开了建材门市,而且生意红火。每次去看望大娘,她都会说:现在日子可真是好过了,真成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大米白面随便吃,再不用怕天灾减产欠收年了。你大爷要活着多好,顿顿荷包蛋挂面咱也管他吃够。
是啊,如果善良的大爷还健在该多好,现在房子宽敞了,私家汽车也有了,种地都是机械化,再不用那么一颗汗珠甩八瓣的去地里劳作。如果淳朴的大爷还在,我们都会变着花样给他送吃的用的孝敬他,我们会带他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们会报答大爷的大恩大德,会待他如父亲一般把最好的给他。
我家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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