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姥爷身体壮硕，性格宽厚，包容性强，说话不急不慢，态度温和又斯文，对生活中遇到的任何事情都能够举重若轻地处理。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愤怒、沮丧、兴奋或者怨天尤人，就像一池深不见底、沉稳厚重的碧水没有任何风浪可以在他这里激起涟漪。他在家族中的辈份很高，从不与人结仇积冤，很受村民们的尊重。虽不和我们家生活在一起，但家离得很近，小时候经常可以见到他。对他最早的记忆是我四五岁的时候，刚刚发现拿火柴杆往盒子边上一划就可以冒出火苗，拿了一盒火柴偷偷地在我家院子里找个僻静的地方享受刚刚获知的乐趣。不知道划到第几根的时候不小心把我家母鸡下蛋的鸡窝点着火了，火势不小。我当时吓得不轻，临近中午吃饭时间，心想这顿午饭是吃不成了再加上一顿痛揍，正巧我姥爷一进门就看到了我闯下的大祸，瞒着我父母悄悄的拿着一盆水先帮着把火浇灭，等安排我把这顿午饭吃好后再去处理鸡窝的残局。原来听别人说过我姥爷年轻时可以举起四百斤的麻袋包，还有他曾经在天津生活了好多年，我妈妈和姨舅们也都在那里生活过，但我感觉他就像大张淡村的其他老人一样，安分守己，处处为自己的孩子着想，在这个普通的村子里按照自己的方式过着自己的生活，一点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姥姥家就在本村，我姥爷郭其正就是大张淡村村民。我在东营微文化发表的村庄三部曲《大张淡》《大张淡的故事》《大张淡的美丽传说》给大张淡村的村民勾起了很多旧时的回忆，使很多年轻人重新认识了眼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村庄。我在县城工作已经退休的大舅郭松茂读过这三篇文章后，给我讲述了我姥爷年轻时候闯荡天津卫的故事。
姥爷出生于晚清末年（不详）的正月十二，弟兄三个排行第二。姥爷出生前后的十几年正是老家灾荒的年头。华东、华北地区都是降水量奇缺，许多地区甚至几年无雨，造成河流干涸，田地龟裂。旱灾又引发蝗灾，蝗虫遮天蔽日，把枯萎的残存庄稼吞食精光。到了夏秋之际，有时候又阴雨连绵，多条河流同时泛滥，致使遭受了旱、蝗之灾的土地又被水淹。再加上当时统治者都是好大喜功及骄奢淫逸，各级官员横征暴敛，贪腐暴虐，这些地区的人民生活在真正的水深火热之中。
毛笔是大张淡村流传下来的古老工艺，这里的制作工艺一般是家庭作坊式的模式，很多都是几十代传下来的制笔世家。村子里曾经的几个老字号文山堂、文成堂及育兴笔庄等都是有名的老字号，规模很大。我姥爷从小就在村子毛笔作坊里跟着学徒，他踏实能干，聪颖手巧，不会偷懒耍滑，十几岁就做的一手好毛笔了。当又一次旱灾蝗灾降临日益交困的家乡时，在这里实在是生活不下去了，就和大张淡村的其他很多村民们一样，带着一身做毛笔的手艺徒步分赴天津、北京、济南等城市谋生活去了。
天津之名始于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之子朱棣和惠帝争夺皇位，曾在这里渡河南下，朱棣登基后对他争夺天下时经过的三岔河口十分赞赏，认为是块风水宝地，叫群臣献名。最后，朱棣选中"天津"二字，意为"天子渡津之地"。以后这里作为京城的第一门户派重兵保卫着，所以又叫天津卫。天津卫距离老家大张淡村只有不到三百公里的路程。因为姥爷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大姥爷早先已经在这里开了小的毛笔作坊，十几岁的姥爷就带着简单的行囊徒步走了几天几夜来天津投奔哥哥了。到了哥哥开的作坊后，开始在作坊里做工匠同时也协助哥哥经营这个毛笔作坊，后来哥哥因为身体不好就把作坊的经营权给了我姥爷。毛笔作坊在天津市南开区三马路68号，后来的正式名称是"正兴笔庄"，名字可能来源于姥爷名字中的"正"字。在我大舅的记忆中这里是个很大的四合院，作坊里做工的、学徒的大多数是山东老家附近各个村庄的，基本都是因为老家灾荒连连生活过不下去出来找饭吃的，也非常珍惜这份工作。姥爷二十几岁接过这个毛笔作坊后，作为大掌柜把生产毛笔的各个环节打理的井井有条，几十个工匠、学徒、杂工日日夜夜在这个毛笔作坊里红红火火地忙活着。姥爷的弟弟我的三姥爷郭其恭在这里当会计负责财务收支，还有几个家族中很近的亲戚郭松亭等也在这里上班并协助管理生产销售等部门。这些从老家灾区来的山东老乡们个个都兢兢业业、克勤克俭，生产毛笔的原料取材上乘地道，工匠们干活踏实，产品质量有保证，这里的毛笔很快成为天津卫家喻户晓的第一品牌，产品供不应求，这个毛笔作坊也被姥爷逐步经营成了当时整个天津卫第一强的毛笔厂。除了作坊外还有遍布市内繁华地区的几个铺面专门销售自己作坊里生产的各式毛笔，繁盛时期在天津无可匹敌。
姥爷郭其正和他的毛笔作坊正兴笔庄在天津分别经历了这么几件事情：
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
1915年袁世凯恢复帝制建立中华帝国，他的复辟行为引起全国人民的讨伐，仅仅做了83天皇帝就宣告结束这场闹剧。
1919年至1951年，姥爷结婚并陆续养育我大姨，二姨，我妈妈及大舅和二舅。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同月，天津沦陷。日本人占据了天津。日占时期白面、大米在天津被列为禁品，代之以黑豆、山芋、豆饼之类供中国人饱腹，民众生活苦不堪言。姥爷一家和正兴笔庄的员工及家属们艰难度日和生产自救。
1939年天津市区被大水包围，全市有78%面积被淹，灾民达万人，民房倒塌不计其数，加之物价上涨，瘟疫流行，浮尸漂荡，惨不忍睹。日本统治者对于当时感染瘟疫的中国人的处理是一律烧掉。在毛笔作坊里工作的大姥爷的儿子大林不幸染上瘟疫，姥爷把他送到车站，把一片西瓜塞到他嘴里，嘱咐他强打精神瞒过检查的日本人后上车回老家，逃过一命。
1945年日本投降，10月8日上午9日在驻津美军司令部门前广场举行在津日军签降仪式。姥爷和笔庄及其他天津市民从此摆脱了长达8年之久的亡国奴生活。
1949年1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总攻，经过一天的激战于1月15日解放了天津，天津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姥爷和笔庄员工走上街头欢欣鼓舞庆祝天津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6年，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姥爷的正兴笔庄在1957年初完成公私合营，更名为公私合营天津市第一毛笔厂。后来由于执行错误的“左倾”政策，厂里发起了"斗掌柜"运动，姥爷作为法人代表被批斗。这时他这个法人代表被安排在第一毛笔厂食堂里当伙夫并经常接受厂里工人们的批斗。
1962年国家对旧社会工商业界组织者执行更为极左的清算政策。根据政策原来的作坊经营者属于剥削阶级，他们的财产来自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应该被剥夺。姥爷郭其正及当时在正兴笔庄参与管理的郭其恭，郭松亭等几个族人被一起取消天津户籍赶出天津自谋出路。姥爷的厂房设备及其它财产全部被没收，他含泪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生活了五十多年的天津卫，带着家眷身无分文的回到了大张淡村，从零开始继续过一个最普通的村里老百姓的生活。在毛笔厂工作的其他山东老乡有些回原来的村里生活，有些转去北京和济南等地继续靠做毛笔的手艺谋生。
1966年9月，公私合营企业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姥爷原来的毛笔作坊正式成为国营天津市第一毛笔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又变成了国营天津市第一毛纺厂。80年代后又变成了国营天津市第八地毯厂。后来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姥爷当年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被平反并落实政策，他老人家健在时在大张淡村每月都能收到天津市第八地毯厂寄来的生活补贴。
大舅郭松茂是建国初期去的天津卫，当时只有四岁左右。在他幼小的记忆里天津的整个城市到处都是破破烂烂、尘土飞扬。街道上到处是人力三轮车、黄包车，还有马拉车。偶尔经过的拉粪便的人力拉车上装的是一个大木桶，拉着车的老汉个个满头大汗，在大街上很远就能闻到粪便的臭味。城市公交有无轨电车、有轨电车等，都是木头做的车厢，每辆车的车门口上方挂着一个黄铜做的铃铛，到站后叮当叮当地敲着响个不停。十字路口站着的交通警察拿一根红白相间的警棒指挥杂乱的交通。当时天津市城市中心最高的建筑是日本建的百货公司和英国建的百货大楼。道路南不南，北不北，东不东，西不西，第一次到天津来的人肯定会迷路。
大舅小时候在天津经常去玩的地方是"三不管"、娘娘庙、水上公园。印象最深最热闹的是叫做"三不管"的地方，那里有戏园子，唱平剧京剧的，摔跤的，砸石头的，摆地摊的以及各种杂耍卖艺的应有尽有。可见解放后新中国从当时的民国政府手里接过的是一个多么超级烂包的城市！
小时候几乎天天能见到的和蔼可亲的姥爷竟然有这么传奇的经历，经营过这么辉煌的业绩，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姥爷在生活中遇到的任何变故都能够举重若轻处理的功夫一定是在那个时代练就的。当前多少企业家为了构建自己的企业帝国长期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并带给他们焦虑、抑郁，精神上处于外人无法理解的惊恐之中，甚至稍有变故就走上自杀的道路。姥爷这一生走来，从一个山东逃荒的灾民到经营整个天津毛笔行业的第一作坊的企业家，再到自己创立的企业被全盘没收，在自己的企业里从第一掌柜变成食堂里的伙夫接受批判，最后两手空空带着自己的家眷被赶回老家大张淡村过一个普通村民的生活，这是何等有落差的生活！我和姥爷感情很深，从小就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但从来没有听到他提起过这段在天津的辉煌历史，也没有听到过他对这个社会的任何抱怨和愤恨，感叹命运对自己不公平。我大学毕业工作并结婚生子后还能经常回大张淡村看望他老人家，他也一直像大张淡村的其他村民们一样在村子里按照固有的节奏过着自己的生活。姥爷八十六岁的时候在四个亲生子女的陪伴下在大张淡村无疾而终，平静的过完了自己完整的一生。
国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中华民族的千千万万个家庭命运与国家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运就是家运。国家昌盛，家庭才能幸福；国家衰弱，外族入侵，十几亿中国人只能过寄人篱下的日子。我们每一个家族的历史就是这个国家发展历程的缩影。让我们珍惜当前国家平稳安定的幸福生活，过好每一个家庭，过好每一天每一刻！不愧对自己和家人，就是不愧对国家！
谨以此文纪念十几年前已经仙逝的我的姥爷郭其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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