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德国纳粹能屠杀600多万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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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的艺术》

今天读到了一个让人好奇的问题，为什么人会做恶？为什么历史上发生了那么多大屠杀事件？暴民们为什么那么多？

作者举了一个例子来阐述这个问题，为什么德国纳粹能够屠杀600多万犹太人？

显然，希特勒不可能一个人屠杀600多万人，那么屠杀600万人需要多少人？这不是打仗，你死我活，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这是单方面的屠杀。有多少人愿意去杀这600多万无辜的人？

作者给出了十分惊悚的答案，杀死这600万犹太人的不是别人，不是有武器的军人，不是与之仇恨的人，不是与之战斗的人，而是千千万万德国的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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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屠杀中，没有什么人认为自己做了杀人的事情，他们只是在“执行上级命令、做了本职工作而已”。

负责登记犹太人的信息，是杀人吗？

依法没收了犹太人的财产，是杀人吗？

把犹太人送上火车，是杀人吗？

做集中营的保安维持秩序，是杀人吗？

给一些人注射药物，是杀人吗？

犹太人被杀了，杀的不是我，我选择无视以避免引火烧身，是杀人吗？

都不是。每一个本职工作都没有直接杀人，但千千万万的本职工作加起来，就杀死了600多万人！

作者将其称为“不假思索”的“平庸之恶”。

那么，这么多普通人不假思索的去恶，他们即使不知道犹太人被屠杀，难道猜不到吗？难道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答案是，可以。他们不想知道也不敢知道，他们选择了“理性的无知”。因为他们害怕。

如果说大多数人为了保护自己，而选择了理性的无知。而那些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暴民们是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乌合之众？

作者给出了答案，权力。

权力如何制造“暴民”？不妨将其机制拆解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暴力和高压，其次是利益诱惑，再次是意识形态。

一些人面对暴力和高压选择屈服，一些人因为利益诱惑而丧失了判断，而另一些人，认为自己在做一件好事，因为高层政治告诉他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你们做的只是“优化民族，进化人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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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之后，真的毛骨悚然，我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什么暴民，不会作恶。

如果我身处当时的德国社会？我如何能分清我是不是在作恶？执行上级领导安排，做本职工作，这不是我上班之后一直做的事情吗？

如果我的工作只是登记犹太人的信息，难道我会认为犹太人因我而死所以我去选择辞职不干吗？

如果我的工作只是登记，拉人与看管，我会想到是我把一群人关起来的吗？我最多想到与我有关，但是那么多人都这样干。我怎么可能会想到我是一个关押者。

即使我什么都不做，只是选择了旁观，这都是我极大概率做的事情。

我如何不去做一个恶人？我不会解这道题，我不想着认真做好犹太人登记工作以拿到绩效奖励就已经不错了吧。即使我看到了犹太人越来越少，失踪的越来越多，引起了我的疑心，那么我难道会与之对抗吗？想到与之对抗的过程，即使想想，都让我尤为害怕。

我大概会因为害怕高压，而去选择理性的无知吧。

为什么一人能只手遮天，撬动乾坤，就是因为有被权力迷惑的暴民，和我这种选择理性的无知后，不假思索的平庸之恶吧？

那么我如何不去做一个恶人啊？

只有我成为《辩护人》中的那个律师，我才能不恶。只有我不怕，才能不恶。只有我勇敢，才能不恶。

作者最后这句话，是如此的澎湃和感人：

面对恶的蔓延，面对高压，面对诱惑，尤其是面对那种不容置疑的政治话语，一旦你了解人之为人的脆弱，一旦你认出自己在极权主义当中的倒影，作为个体去思考，去看看不到的，去听听不到的，去寻找更大的图景，就不仅仅是一种兴趣，而且是一种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