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大学念的德语专业，研究生念的传播学，毕业之后歪楼成为了一名社会新闻记者。

如果记者也分三六九等，那么跑社会新闻的记者算是最接地气的，也是最登不上大雅之堂的。

将近两年时间里，我一天拍一个新闻，也拍了将近600个世间百态，600个小人物的“大事小情”。。

这些小人物或可怜，或粗鄙，或狡黠，或暴躁，或可笑，或感人……在接触他们之前，90后的我会对他们有一些刻板印象，但两年下来，我也相信了一句话，“眼见不一定为实。”

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是这个时代的背景音乐。

你，我，也身处其中。

（一）李大姐的房子

 

接到李大姐给我们打来的热线，是一个寒冷冬日的上午。

我所在的Y市，秋冬常常刮起大风。呜咽的风声掺杂着李大姐激动的倾诉，真让我一时头大。

“大姐，您想反映啥事？”

“我哥哥有个房子，我一直养着我哥哥……”

在一阵东拉西扯中，我听明白了她的故事，简直可以入围年度最惨身世：李大姐青年守寡，与她的大哥相依为命，靠吃低保，捡破烂养大了儿子。大哥为了照顾她，一直没有结婚，直到前几年被汽车撞成瘫痪，在床上躺的这些年都靠李大姐照顾。现在哥哥想趁活着的时候，立下遗嘱，把唯一一处15平米的平房留给李大姐。

但难的是怎么给，因为这栋房子是公产房。

我心里咯噔一下。公租房变更承租权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如果身后继承，生前也没有立遗嘱，那么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是有权继承的。

转天我们在约定的地点和李大姐见了面，这是一家位于市郊的建于90年代的疗养院。10个人的病房，李大姐的哥哥就躺在这里，靠鼻饲的方式进食进水。

李大姐是一个40岁往上的中年女人，穿着黑色的棉裤，红色的大棉袄，略显粗壮的身材烫着一头卷发。听她介绍完情况，我的头更大了：

原来，李大姐能跑的部门都跑了。问题卡在了，她和她哥不是一个户口本。变更承租权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必须是一个户口本的近亲属，但法律规定，只有配偶、子女、父母才能成为近亲属。

这是一个悖论。变更承租权必须是同一个户口本的近亲属，但她和她哥肯定落不到一个户口本。

帮她解决的过程非常心酸。公证处、房管局和户籍大厅都有部门规定，哪个都不能开绿灯。但是戏剧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我们进入其中一个部门的时候，一位年约60岁的领导接待了我们，听完来意他对李大姐的遭遇表示了同情。并且承诺李大姐，按照规定，这个事儿完全是可以解决的。

这是我们跑的第一站，得到了这样的答复，自然欢欣雀跃。

就在我晚上刚要交稿的时候，接到了这个部门主管宣传姐姐的电话：“……今天接受采访的这位领导并不是主管业务的领导，他所说的规定是不确切的，不可以这么播发。“

即将被开天窗的我惊出了一身冷汗：“那我明天追踪一下，进行补救可好？”

“是这样……我们这位老同志，马上就要退休了……”

完！完！完！我的一条新闻和人家的晚节怎么能相提并论，我硬着头皮去找领导进行报备：我要开天窗了。

这件事，是我记者职业生涯中遭遇到的第一次打击。既因为我挨了领导的批评；又因为我要亲口告诉李大姐，她的希望破灭了。

将近三天的奔波下来，这事最后以失败告终。我和李大姐最后在户籍大厅的门口分手，李大姐哭得天昏地暗。

但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两句话。

我建议她，找她的儿子倾诉一下。她马上不哭了，特别郑重地和我说，儿子现在在外地做销售，特别争气，儿子告诉过她，这几年正好是事业上升期，让她自己先在这边撑几年，等发展好了再接她去享福。所以她基本不怎么给儿子打电话。

另外一件事，她告诉我她是一名警嫂。她的丈夫是在执行公务中牺牲的。

……

后记：

后来我听说，李大姐又跑了好几次这三个部门，但因为这是一个法律盲区，始终没能解决，但是房管局的工作人员给了李大姐一个建议，她可以通过购买的方式将房子过户。1年后李大姐的儿子给她寄来了一笔钱，她用这笔钱作为担保金，买下了他哥哥的房子。过户成功后，他哥哥再把这笔钱还给了她。听着电话里爽朗得像吵崩豆一样的笑声，一个冬季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