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种草了塔拉•韦斯特弗（Tara Westover）的《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这本书从出版以来便长踞文学类畅销榜第一位，连比尔·盖茨也不吝笔墨地大为称赞——因为它确实是一本好书：作为一本非虚构的纪实类文学，作者细腻的笔触、身世坎坷最后却逆袭剑桥、哈佛的经历为其增色不少，但真正让人动容的，是塔拉对个体在决定选择作出从群体共识到个人实相方面的改变时，所经历的激烈心理挣扎的精准描写。
目前逐渐为大家所知的一个术语是“煤气灯操纵法(gaslighting)”，意思是故意并巧妙地让人怀疑自己及周遭现实的真实性。这个词来自1944年的电影《煤气灯(Gaslight)》，影片中男主角故意将家里的煤气灯调得忽明忽暗，在妻子注意到灯光的异常时，却坚称那是她的幻觉，最后妻子在丈夫刻意的误导下开始怀疑起了自己的认知。
相较之下，塔拉这本回忆录中的人们则更加直截了当。她笔下的一位兄长有着最为鲜活而极致的残忍，但他的行为也以这样一个特殊家庭背景为前提——父亲的极端生存主义信仰把这个家庭卷到了一起，而这种信仰进一步演变成了偏执，并常常不管不顾地置家庭成员的安危于险境。
身为家里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在家里出生、没有出生证明、辍学在家，由母亲与兄姐教习圣经以及摩门教经典)，当时的塔拉没有空间和条件去消化那些残酷的真相，而只能否认自己及其他家庭成员所遭受的虐待和伤害以求自保。
这本书不能说是一本有趣的书，但确实引人入胜。书里展现的不仅是塔拉的传记故事，也彰显了她让人叹服的心理韧性。这种韧性最终让她得以完成相当分量的高等教育——86年出生的塔拉17岁前从未上过学，自学考取杨百翰大学后，于22岁获文学学士学位，23岁获剑桥大学哲学硕士学位；从哈佛访学回到剑桥后，在28岁时又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
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因出身于一个极端信仰的摩门教家庭的原因，不得不在后天努力弥合的、个人三观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巨大鸿沟，以及这其间蜿蜒起伏的心路历程。
将书合上之后，回到日常生活中，在某些不那么戏剧化的情况下，其实常常也存在一些让人们反复纠结、来回拉扯的“到底什么才是正义/真相？”的时刻。这些时刻是如此常见，善于观察的心理学家们早已将其记录在册——与之相关的心理过程包括“认知失调（Cognition Dissonance）”“双重束缚（Double Binds）”，以及“DARVO”。
首先是认知失调（Cognition Dissonance）。
前段时间的鲍毓明事件在网络上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其中有一个热评让人唏嘘不已。这位网友在评论中提到自己的一段经历——男友违背她的意愿强行与她发生性关系之后，她因故没有报警，而是继续又与对方交往了几年，并一直认为对方是很爱自己的。直到分手之后，才意识到自己当初确实就是被侵犯了，而之后的所谓爱情，不过是不得已之下保护自己不被心理创伤压垮的一个借口罢了。
这个故事和认知失调有什么关系呢？
1959年，心理学家费斯汀格和他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篇名为《被迫依从的认知代价（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forced compliance）》的研究报告。在报告中，费斯汀格指出，当个体同时经历两种或多种彼此不协调乃至矛盾的心理过程（指观念、态度或信念等）时，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不适和紧张感，且个体会为了减轻这种心理不适进而作出某种改变（Festinger & Carlsmith, 1959）。
比如前面提到的这位网友——发生关系并非出于她的意愿，但侵犯已经发生，而且不幸的是，出于如心理防御等各方面原因，她未能及时摆脱对方。被侵犯的恐惧和愤怒与继续同对方交往的行为相矛盾，于是造成了认知失调——为了减轻认知失调的心理痛苦，于是改变信念让自己相信男友是真爱。所幸，最后的分手打破了这种失调，于是从前出于心理防御的合理化与反向形成等机制而被压抑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第二个与之相关的概念是双重束缚（Double Binds）。这个术语来自于对存在功能性失调的家庭的研究。
维基百科上，双重束缚的定义是这样的：“双重束缚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与对方的沟通交流中收到两种或两种以上相互矛盾的信息，这些信息相互排斥，一种信息会否定另一种信息，形成一种让当事人进退两难的心理困境。它造成的情况是——对一种信息的正向回应会导致对另一条信息的负向回应(反之亦然)，因此无论怎样回应，这个人注定是错的。当一个人无法面对初始的固有困境时，就会出现双重困境——行动解决不了问题，但同时也没有选择放弃或不作为的余地。”
最后一个概念是由心理学家詹妮弗·弗雷（Jennifer Freyd）博士在1997年提出的DARVO。
DARVO是一个缩写词，每个大写字母分别代表“否认（Deny）”“攻击（Attack）”“倒打一耙（Reverse Victim and Offender）” ——指的是施害者，尤其是性侵害犯罪者，在被要求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时，可能会做出的反应：首先，施害者可能否认自己的行为，并攻击对此有异议的个体，然后颠倒受害者和施害者的位置，自己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并将真正的受害者(或告密者)污蔑为所谓的罪魁祸首。
综合以上3个心理学概念，不难看出的是，当双方力量悬殊，而且还存在情感羁绊时，受害者想要与施害者捅破现状是极具挑战性的，更遑论试图做出改变并跳出泥潭。然而，塔拉涅槃重生的亲身经历也在告诉我们——有限的生命，存在无限的可能。如果你也正受困于原生家庭的双重束缚中，下面是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
1.坚定立场。家庭，以及我们这个更大的社会都有一种维持现状和稳定的强烈倾向。作为社会动物，人们天生地希望保持一种“内稳态（homeostasis）——内稳态是生物系统所维持的稳定的内部物理和化学条件的状态，这种动态的平衡是有机体发挥最佳功能的前提。
虽然从生物角度来说，内稳态是必不可少的，但问题在于家庭、组织或社会的内稳态总是存在一种倾向，一种将情况恢复到从前熟悉的、习惯的方式的倾向，即使那种方式并不一定依然正确。就像塔拉的姐姐奥黛丽曾经一度准备与家人当面对质，但当时塔拉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当她准备好的时候，姐姐却又已经退回到了家庭的阵营里去了。理解这种驱向性的拉力可以作为一种反向支撑，帮助你以自己的方式，坚定立场，站在真相的一边。
2.自我教育。自我教育的力量在塔拉的亲身经历中是不言而喻的。它不仅意味着去理解前面提到的这种习惯与真相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还涉及通过阅读和学习去认识另一个世界，一个比施害者强加给你的世界要更广阔的世界。
很多人都曾有过个人现实与外部世界发生偏离或脱节的体验——即便仅仅是以一种微不可察的形式。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往往是因为我们原本应该与外界连通的某些方面出现了大面积的割裂与阻隔。而一旦与外面那个更大的世界失去同步与联系，我们对于当下正在发生的究竟是关爱还是伤害的分辨力便会被削弱，甚至完全失灵。
3. 找到一个“支持者”。这个支持者可以是你的爱人、朋友，又或者是一位可靠的心理咨询师。当你满心伤痛与困顿不安，试图从过去那些支离破碎的记忆片段中拼凑起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真相的时候，你会需要一位能够陪伴在你身边给予你边缘修正的人。
你也许已经听说过，主管我们情绪的是大脑的边缘系统。除了作为高级情感中心协调外部世界与身体的内部环境之外，它还可以让我们感知到其他人的内在状态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身心节律——对方也会感知这种改变并做出调整。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发展出了这种心理学家称之为边缘共振的能力，也即通过边缘系统的互相交流以及内在适应，而使得相互的内在状态趋于协调的能力(刘易斯, 阿米尼, 兰农，2020)。
对于塔拉而言，这个支持者是自己的爱人德鲁，那个在知道她的身世之后依然选择陪伴在她身边的人，为她“提供了情感和现实的避风港”的人。然而即使是在支持者的陪伴下去面对真相，这个整合过往生命的历程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像塔拉在书里所记录的一样——但同时它也是一件值得去做、且能为我们带来重生和救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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