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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
靖康二年三月七日，金军立张邦昌，建傀儡政权，次月初即撤回北方。张邦昌失去了军事后盾，即自动退位。幸免于难的哲宗（徽宗之兄）皇后孟氏由道教尼僧还俗，被奉为元祐太后，垂帘听政（四月四日）。四月十五日，元祐太后应群臣之请，发布“告天下书”，归神器（皇帝位）于康王，“嗣我朝之大统”（《续鉴》卷九七，靖康二年四月甲戌条）。
北宋政权并非亡于权臣篡夺或农民叛乱，其支配体制与机构也未被破坏，更未失去成员的效忠。宋王朝之所以瓦解只是因为金军占领了首都，对国家中枢造成致命的一击。
如何恢复政治权力中枢，整顿正规军，对金的侵略采取军事性对策，当是此时最紧急也最重大的政治课题。对于当时最大政治课题有一定认识，已就全面问题拟妥政治计划的领导人士，就是高宗即位后立即被召用的李纲。
李纲虽出任宰相，复归政权中枢，却未能掌握此一以高宗为中心的政治集团。当他抵达之际，高宗集团大致可分为拥立高宗集团，与高宗即位前才被消灭的张邦昌系官僚。先就张邦昌 —— 开封系官僚来看，在李纲到任之前，右谏议大夫范宗尹已三次上奏，主张和议，“不可以（李纲）为相”（《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己未朔条）
后年（建炎四年五月），黄潜善、汪伯彦去职后，努力实现藩镇政策的中心人物，竟是被李纲所贬逐的范宗尹、谢克家等人，尤其是出任宰相之职的范宗尹。
以黄潜善、汪伯彦为首的侧近集团，之所以不满李纲，据说是因为“趣（李纲）赴阙。先是，黄潜善、汪伯彦自谓有攀附之劳，虚相位以自拟。上恐其不厌人望，乃外用纲。
开封于闰十一月末陷落，康王则在匆忙间于十二月一日开大元帅府。这时劝阻康王断念北行，保护他不受金军追捕，开设以勤王为大义名分之大元帅府者，当推知中山府陈遘（通常以其字亨伯相称）、知相州汪伯彦、知磁州宗泽等地方首长最为尽力。这三人中，陈亨伯于中山府阵亡，宗泽受命处理开封城陷后守备军事宜，结果，一直留在康王身边而有拥立之功者，就只剩下汪伯彦了，这也是日后他能得高宗信赖的最大原因。
在另一方面，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原都只是地方官，骤然进入政权中枢后，既缺乏规划国家整体运营的经验，也无法体系性地推展自己的见解。
北宋政权瓦解之时，身为政治领袖的李纲，不但能掌握当时的状况 —— 尤其是掌握了亡宋之金人的对宋政策，也拟出了重建宋朝的整体构想与个别的政治计划，这是他与不知所措的高宗，还有被评为“无远略”的高宗拥立集团，大不相同之处。
宗泽死后，他麾下的开封守军散佚，流落于中原、两淮、江北等地，南宋政权为了收拾他们，费尽周章，
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在梁扬祖的努力下，高宗之下的诸武将佣兵之得以维持，全赖此巨额的专卖收入。
侧近拥立集团中容纳了这群财务官僚，他们所提出与所实施的财政计划，与李纲的财政理念截然不同。于是，我们也就能够明白，当李纲与黄潜善势同水火不能两立之时，高宗何以要放弃声望较高的前者，转而支持能广开财源、组织编成能力与营运能力皆获好评的实务官僚。
当李纲、宗泽系官僚败于黄潜善、汪伯彦，高宗决定巡幸东南之时，南宋政权就已决定了基本格局，放弃了华北、中原的民族保卫战，成为保宗社的江南政权。
就政治史来看，建炎三年（ 1129 ）春的金军江北侵伐作战，与禁卫亲军反叛事件，不但使高宗拥立集团没落，也造成政权担当势力的全面交替。先是黄潜善、汪伯彦等原主政者，因为扬州陷落而被责以对金防卫不力、情报收集不足等罪名，贬官去职。接着而来的亲军反叛事件，又使得皇帝侧近的最高军事首长王渊与多数宦官被杀，而自康王时期以来的扈从武将苗傅、刘正彦，也因是叛乱主谋而遭诛杀。
建炎三年以后，权力中枢内的主要人物年龄层大幅降低。其中虽也有如吕颐浩般年近六十的长者，但知枢密院事的张浚则仅三十三岁，“国朝执政，自寇准以后，未有如浚之年少者
这与“无远图”、只求苟安的拥立集团大不相同。这或许是缘于他以往的经历与生活经验，“父丧家贫，躬耕以赡老幼”（《宋史》，本传）。又因为“颐浩有胆略，善鞍马弓剑”（同前），故他应属于华北在地地主、官户阶层，而非腐败的、寄生的、都会的权门之人。
拥立高宗集团的政治决定，不但丧失了两河、中原，也制造出无数的武装流民势力。于是在皇帝驻跸问题上，江南士大夫们对于金军与江北军贼所抱持的双重恐惧，以及为防江北剧贼而守卫江南的心情，也不能忽视。
建炎四年二月，金军放弃了由海道追捕高宗，开始北撤，赵宋政权渡过了最大的危机。而高宗与南宋政权之所以得救，可以说全有赖实务官僚吕颐浩的判断与行动力。
宋将流民武装集团加以土著化，既可阻其南进，又可防卫金人。
此后南宋政权即以镇压反乱为其重点。先前，吕颐浩在众多皇帝可能行在之地中，选定了江南，现在又以平定江南周边邻接地区的反乱及恢复治安为其首要目标 —— 对金防卫与收复华北、中原失地的问题自然就变成次要的了 —— 无异是再次确定南宋朝作为江南政权的路线。
时吕颐浩，秦桧同秉政。桧知颐浩不为时论所与，乃多引知名之士为助，欲倾颐浩而专朝权。
以后的宰相如张浚、赵鼎、秦桧等也都为了如何统率家军，还有如何整编皇帝禁军的问题所苦恼，吕颐浩未经考虑即支持桑仲冒险性的恢复旧都论，既暴露了吕颐浩政治的限制，也预告了吕颐浩时代的结束。
因为自己所拟策划轻易瓦解而处于相对弱势的吕颐浩，为了打倒政敌，维持权力，使用了一些权术，这让我们认识到吕颐浩善用计谋的一面。可是，拥有一定构想，能组织政治势力，决定国家政策的政治领袖吕颐浩，却也因此而消失无踪。朱胜非虽代秦桧为相，但此后直到绍兴三年九月的一年间，仍是吕颐浩在政治上专权的时代。不过吕颐浩的实质政治生命，已在绍兴二年九月就宣告终结了。
这种藉由政治手段使叛乱分子归服的政策，又会引发新的问题。将大大小小的流贼、溃将、土豪、官吏、将军等不同性质的军事势力，就这么不加改变地统摄到国家的军队中，使得南宋的军事编制、军事行动既无指挥系统，也没有秩序，缺乏统制关系的政府军因而状况频频。“今诸将之骄，枢密院已不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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