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月的那些事（续）

20220221（静心而论1128）：

        那些年月的那些事（续）

      关于我负责的高中学籍那些年中，也出现了一些事情。

        那时候每年的高中新生学籍注册以后，就在市局、省教育厅备有案，每年规定一定的时间可以办理学籍变动，如转学、休学，名字变动等，需一级级上报至省教育厅，平时工作都特别顺利，按部就班进行着。

        突然有一年，因为一个学生的名字有改动，随大批资料上报上去了；可最后唯独这个学生的名字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没有变过来，而她恰恰是当年县委一把手的女儿；所以为这件事搞得我很被动，最后他们学校的校长亲自出马，开车拉着我又跑到市局去解决问题……

        就是在我们当时去市局的路上，校长为了说明这样的事不奇怪，向我阐述了他当年在县委办公室里发生的一件真实的事件，就是他们在有一次县里开大会的时候，印发装订了几百份文件，所有参会人员人手一份；在开会时候，县委一把手领导，在会上宣读文件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卡顿，原来是给领导手中的这份文件，少装订了一页，但其他参会人员手中材料，没有发现一份错误……

        在长达七八年的高中业务办理中，我与市局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王老师（后来升至基教科的副科长，去年已经退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在这一二十年中，尽管工作变动不再业务联系，但我俩不断保持私人联系，像好姐妹似的相处，对彼此的家庭情况都比较熟悉。

        当年在市局基教科里还有一个许老师，现在已经70多岁了，下肢瘫痪多年，生活不能自理，一直住在养老院里；这么多年来，我把她当成大姐姐一样看待，偶尔去市局开会，还会去看看她；她当年在我的印象中是特别新潮的女性，气质优雅，她是上海“妞儿”，能歌善舞，让我特别佩服；到现在我们还一直保持着联系。

      她们同科室里还有一个刘老师，是个男同志，兜兜转转，现在又成了我在这个科室的上级领导，缘分使我们再次有了工作中的交集。

      我在基础教育股那些年，几乎每个月都要跑市局几趟，所以与市局基教科的领导们见面次数就多，与他们都很熟络，无论是工作还是私人关系，都相处的很好；所以那些年我的工作上下联系的特别顺畅，他们对我的工作也非常认可，每次我都会按时保质保量的提前完成市局分配的各项工作任务。

        在那些年中，我还参与到了征兵资格审查工作中，具体任务就是核验高中毕业证的真伪；真的高中毕业证是从省教育厅下发下来的，内里有不被常人发现的防伪标志， 我因为经手毕业证这件事，所里局领导派我去，代表教育部门协助政审工作组做好征兵工作的资格把关，曾被别人戏称我是“火眼金睛”，“你是怎么做到轻轻看一眼就能分辨出真假？”这大概就是内行与外行的根本区别吧。

        说到高中毕业证一事，中间还出现了好多插曲；因为我负责办理高中毕业证的那些年，上级部门就已经要求特别严格，每次办理毕业证时，对照从省教育厅下发的毕业会考合格学生名单，一人一证，认真细致的核对，无误后，才能加盖市局的高中毕业证专用章；在加章的现场，由市局、县局双方的工作人员同时审核，一个错误都不允许出现，更不能浑水摸鱼。

        因为这件事，有一个不是我们单位的同事，曾调侃我“真笨！连一个假证都办不出来！”还给我教方法说“加章的时候可以趁他们不注意混进一个！”我承认我是真的笨，办理了那么多年的高中毕业证业务，从我手中愣是没有出现过一个假的毕业证。为了让他相信，有一次去市区办理这项业务的时候，我专门让那个同事跟着我去，他亲眼目睹了办理高中毕业证的严肃性，市局的工作人员也特别认真细致，就是填错一个字或者一个号，都不给加章办理，从那次后他服气了，不再说我“笨”。

        曾有朋友给我说过一件事，我至今没有去核实过它的真伪；就是那些年有人从专门卖假毕业证的外地人员手中买了好些假证，以此来做生意，再转手高价钱卖给那些有需要这些证件的家长们；而从没有人找过我，他们可能也知道我特别我死心眼，容不得沙子，从不去做那些违犯原则的事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