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观《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对自己弟弟们非常严厉的批评大约有三处。
一是1860年10月间对九弟曾国荃的批评。其时曾国藩授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当外敌入侵北京，咸丰帝命曾国藩北上勤王，曾国藩致信九弟，问其是否愿意同去。其弟在回信中谈了自己对当朝大臣们的看法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劝曾国藩仍以消灭太平天国为重而暂不北上，这引起了曾国藩的勃然大怒：
“初九夜所接弟信，满纸骄矜之气，且多悖谬之语。天下之事变多矣，义理义深矣，人情难知，天道亦难测，而吾弟为此一手遮天之辞、狂妄无稽之语，不知果何所本？……
分兵北上以应诏，此乃臣子必尽之分。吾辈所以忝窃虚名，为众所附者，全凭忠义二字。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之义。今銮舆播迁，而臣子付之不闻不问，可谓忠乎？…… 与其不入援而同归于尽，先后不过数月之间，孰若入援而以正纲常以笃忠义？纵使百无一成，而死后不自悔于九泉，不诒讥于百世……
……弟只管安庆战守事宜，外间之事不可放言高论毫无忌惮。孔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弟本闻不多，而疑则全不阙，言则尤不慎。捕风捉影，扣槃扪烛，遂欲硬断天下之事。天下事果如是之易了乎？……此次复信，责弟信甚切。嗣后弟若再有荒唐之信如初五者，兄即不复信耳”
这封信不惜以中断兄弟情分来强烈批评曾国荃，或谓切责之深也。
二是1860年11月对四弟曾国潢的批评。当时，其四弟想在老家湘乡黄金堂买田起屋，他回信说：
“家事有弟照料，甚可放心，但恐在黄金堂买田起屋，以重余之罪戾，则寸心大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不安。特此预告贤弟，切莫玉成黄金堂买田起屋。弟若听我，我便感激尔；弟若不听我，我便恨尔。但亦令世界略得太平，大局略有挽回，我家断不怕没饭吃。若大局难挽，劫数难逃，则田产愈多，指摘愈众，银钱愈多，抢劫愈甚，亦何益之有哉？嗣后黄金堂如添置田产，余即以公牍捐于湘乡宾兴堂，望贤弟千万无陷我于恶”
这段批评的语气虽然没有上封信那么严厉，但内中蕴含的要求却丝毫不亚于前者。
第三次仍是批评其四弟的，时间是1861年。当时，曾国藩把对曾家后辈子女的教育大业完全交给了四弟曾国潢，然而，随着曾国藩与曾国荃在外的官越做越大，曾国潢自然而然地在来往的书信中表现出了一些骄气。曾国藩敏锐地感知了这一点，深知这对子女们的教育是很不利的，因此，在信中明白无误地对四弟进行了规劝和引导：
“弟于世事阅历渐深，而信中不免有一种骄气。天地间惟谦虚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皆骄矣。无论所指未必果当，即使一一切当，己为天道所不许。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别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贤弟欲戒子侄之骄，先须将自己好议人之短，好发人之覆之习气，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
从这三封信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虽然居高位享厚禄，但他对自家兄弟和子侄的教育却一刻也没有放松，这恐怕也是曾家长盛不衰的法宝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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