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去离家一公里的一间酒吧,酒吧的特色是一位大叔,大叔的特长是煮泡面和煎蛋,一碗泡面一个煎蛋和一瓶百威,构成了我去那间酒吧的所有消费。我向许多朋友提起过大叔,一般我会激动的描述酒吧是八十年代上海女人的穿衣风格,从爱屋及乌的道理延伸,我爱大叔。
2019年回家前我特意去过一趟,大叔正在调酒,我通过他了解了奇奇怪怪的酒名称,奇怪到我现在记不起任何一种。一帮小子走过来,大叔放下酒,一如往常的支付工钱给替他干活的一帮小子。这个世界,日结不拖欠工资的老板,魅力会散发到酒里,让酒香更醇。这帮小子在附近学校读中学,每晚会来兼职做服务生,他们自力更生的态度让我从人群中看到中国未来的希望,拿到钱后,希望们推门而出。
这次大叔给我讲了他的导演朋友,他的店曾经开在北京怀柔,导演朋友有场戏要在店里拍,大叔爽快答应,拍完大叔回去一看,目光所及,一片狼籍,这片狼籍在大叔内心滋生出了对所有影视工作者的不爽。但这并没影响他和导演朋友的关系,朋友之间就应该这样,不能像马薇薇。我对大叔的遭遇并没做评价,毕竟我也是影视工作者,做过同类的事。只能问大叔是否有买到回家的车票,大叔说不回家,周围的北京市民过年还要喝酒,他怕回去了,大家喝不着酒自己过意不去,况且回家也没什么意思,我很喜欢这种反传统的坦然漂泊,可能我还做不到。
到最后大叔还是没能回家,疫情爆发,消息得知的晚,车票也买不到,酒吧还被迫关停。直到现在酒吧依然关停。我2月来北京后,隔离结束特意又骑摩托车去看望他,大门紧闭,两张纸分别写着放和假贴在玻璃门上。我后来恍然,中午去酒吧的时间点本身就不对,于是晚上骑车去了一趟,酒吧隔壁成人用品店的招牌很亮,晃的我停住车也只能看到写着放假的两张纸,我掉头过马路,停在大叔店门口,玻璃门后的灯赫然亮着。事实告诉我们,做生意招牌一定要亮。大叔这两月以来一直以酒为伴,研究出了不少新酒,奈何不让营业,新酒只好全都装了旧壶,最后倒进尿壶。
这间酒吧的位置选的很个人主义,在北京顺义某条辅路的一边,对面是顺义供电局,周围跟这间酒吧一样的平房,连起来形成了一排长方体,长方体背后是运力为负早该废弃的铁路,左边是成人用品店,右边是小卖部,再往左右延伸就都是门窗钣金花圈定制之类的店。现在全部关停。这样看来,起初我发现这间酒吧时,视力判断力真是极佳。这所有的元素结合起来,不就是三四线城市的构造吗。但大叔面临着一线城市的压力,入不敷出的收支状况,再持续关停,就会永久关停。
我的理解上,好在大叔的酒可以存放,毕竟酒像古董,搁置时间越久就越值钱,但同样我能理解他的压力,疫情过后的余温里很多小商贩和平民百姓面临的压力,政府强制性关停,和人心幌动,必要支出,没有收入,实体行业的惨淡经营和无任何政府举措,大批的创业公司倒闭,裁员与就业困难并行,餐饮业的重创,都是普通百姓面临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被遥遥无期的滞后和漠视。
和大叔不同的是,我回到北京后没几天,下楼扔垃圾,看到了提前营业的捡废品一家人,这家人被小区物业和居民默认的承包了这几个垃圾桶,我住进小区的一年来,看到他们日复一日,从不休息,很多次扔垃圾都会提前挑选出来递给他们,已至于稍微眼熟。但我不解的是,隔离期间的小区,他们一家是如何随意进出的,毕竟我一到北京就被社区大妈三令五申的吆喝在家。这家人是一对夫妻,和一位老奶奶。每次有人扔垃圾,他们分工明确就显露出来,老奶奶盯着走向垃圾桶的人,从袋子里挑出递给女人,女人整理绑好纸壳,用绳子串起塑料瓶,男人装上三轮车,他们的秩序井然,俨然是很成熟的规模。
如果说有什么比生命还要重要,对于他们,可能是活着。
因为keep的原地运动让我想换一个地方动动,于是我去看了去年已经倒闭的健身房,要退钱的想法我早已经打消,毕竟这是一个x事件,x事件意味着未知,而这个未知,我明白叫做“算球”。不抱希望不会失望的人生哲学我悟的很透彻,健身房连带的周围建筑物,全部被蓝色的钢板拦住,毫无缝隙。我沿着钢板走到一个哨口,哨口有保安看守,询问后不耐烦的催促赶紧离开。我一再纠缠的得知,所有原来的商户,疫情期间已经被迫全部搬空,装修再进新的商户,最早会在下半年。至于搬去了哪里,这也是一个x事件。2019年我所报的驾校和健身房纷纷倒闭,让我得出经济危机的结论,但疫情是我始料未及的,疫情无疑加快的让经济危机暴露在大众视野下。疫情下朋友圈的朋友组群串通过一样,都做起了微商。很多合作过的演员,和一杆子合作过的影视工作者,都在朋友圈晒花晒娃,无限期歇业。
你逃过了数字,逃过了魔幻的新年,和亲人的催婚关怀,却始终逃不过生活的刁难和疫情后的“无人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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