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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美国政治：激荡与理想与现实之间》
18世纪70年代的革命者是第一批以民族为基础阐述美利坚信条的人，他们在总体上成功影响了美国制度的若干重大变革——推翻英王统治，终结君主制，基于民众同意的政府获得广泛接受，选举权范围得到一定程度扩大，消除了封建行为与特权的残余，用意见政治取代身份政治。就某种程度而言，革命者对其目标的表述是保守的，他们为自己主张的权利辩护时援引了英国人的习惯法和权利。但是从政治理论和政治辩论的角度来看，对这些权力的阐述与公开宣示却是革命性的事件。
所有这些行动都具有进步意义，但也带有保守主义内涵。杰克逊主义者的矛盾在于，虽然他们为发展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扫清了障碍，却在政治上回到了农村共和党人的朴素理想 2。他们传递的信息不是革命，而是复辟。
在政府实现民主化而工业尚未发展之前，协调时期是美国历史上距离社会失调最远的一段时期。那时候的美国人相信自己已经“实现了自由的要义”，因此无须进行“更深入的划时代变革” 。人们需要做的一切就是维护过去的成就。
在协调时期及之后的时间里，奴隶制和奴隶继承是主要制度遗产中唯一严重违背美利坚信条的，直到南北战争结束 100年后，人们仍在清除其残余。美利坚信条一直在黑人地位问题上发挥着进步作用，面对公然违背“人人生而平等”观念的种族歧视与隔离制度发起的挑战正是以此为基础的。
在革命时期和杰克逊时期，对美国政治理想的阐述都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保守主义的、向后看的语言，这是对以往权利的再确认，是用此前具有合法性的原则重塑政治生活秩序。在进步主义时期，这种政治理想和视野上的向后看特征更加突出。
在众多进步主义者中，西奥多·罗斯福最清楚地指出必须接受大规模经济组织；但他也是旧日理想的坚持者，其观点源自实用主义而非意识形态：“这是兼并的时代，阻止一切兼并不仅是无用的，最终还是有害的，因为无法执行法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蔑视法律。”
从某些方面来看，六七十年代的激情比进步党人的理论更具意识形态纯洁性。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这一时期对政治权威的侵蚀更为有效。然而除了种族关系问题，其特定改革并不比进步党人更成功。经济权力虽受打击，但仍然保持集中。总统权威虽遭削弱，但还是得以恢复。70年代，军队和情报机构在财力、装备和士气方面屡受打击，而到了80年代初，它们已开始在这三条战线上重整旗鼓。1985年美国社会的权力分布和制度结构看起来和1960年没有太大区别。
可以预见，美利坚信条在定义国家认同方面发挥的历史作用可能会越来越小，普遍的信条共识对于美利坚国家的存在与维系也不再至关重要。作为有效运转的民主社会和政治实体，美国存在的时间已经超过两百年，未来的它也许不再那么需要以信条理想定义国家认同。数个世纪以来，美国像其他国家一样，拥有了历史、传统、习俗、文化和共同经验，这些也可以用于定义美国认同，而抽象理想和价值的重要性也许会下降。国家认同的观念基础可能会被有机基础取代。“美国例外论”将会消失。美国不再是“拥有教会灵魂的国家”，而会变为拥有民族灵魂的国家。
正如柏拉图所言：“真理就是，就社会的构造而言……任何过分行为都会导致同等激烈的反应。无论在个人方面还是在国家方面，极端自由的结果不可能变为别的什么，只能变成极端的奴役；这意味着，民主制下的极端自由，恰恰给暴君治下最残酷的奴役创造了条件。”
有了对改革的共同追求，道德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革命派就能联合起来攻击现存制度，虽然前者的长远目标是让制度更好地运转，而后者则想将其彻底推翻。
自由派—马克思主义激进联盟与维持现状阵营之间的分歧矛盾造成的最终影响，加剧了上述政治理念对美国政治制度造成的威胁，而美国制度的持续活力对于这些政治理念的生存恰恰是不可缺少的。
鼓励外国制度与实践向美国理想看齐则需要美国权力进行扩张，这又会让美国的制度与政策更难以符合其理想。
欧洲民主政权因此接受了安全机构的存在，后者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民主政治的一般过程，无论主导政治的意识形态如何变化，它都代表并捍卫共同体和国家持续的利益。
美国在其大部分历史中得以完全避免此类冲突的影响，是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允许其采取“根除”政策——几乎废除军队，将仅存的武装力量弃置于社会和地理空间的边缘地带。18同样，美国似乎不需要，也没有建立情报机构、专业外交部门和国家警察力量。
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在其基本学说和战略战术之间作出了明确区分。前者是不变的，后者则视特殊历史环境而定。党的路线的变化转折，即便在事实上主要出于国家利益的动机，也会经常被说成是在特定时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长期目标而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必要性。美国政治价值通常被认为是普世的，实用主义不是在特定环境下实现价值的手段，而是对价值的背弃。
美国人在历史上一直相信其价值具有普世性。美国人在“二战”结束之际迫使德国和日本实现了自由，但他们从未停下来思考过自由民主是否真的是这两国人民想要的。
美国参与世界事务的模式经常被解释为两种力量冲突对抗的产物。冲突的一边是国家利益和权力，另一边是政治原则和道德。不同的学者用不同的方式描述这种二元对立：自利对理想，权力对道德，现实主义对乌托邦，实用主义对教条原则，历史现实主义对理性理想主义，华盛顿对威尔逊，等等。
美国人从建立社会之初就认识到，在政府权力的强制性与人的自由与权利之间存在着冲突。因为权力和自由在国内是对立的，所以人们假设二者在国外也同样如此。因此，美国政府在世界上追求权力的行为必定威胁世界的自由，正如在国内追求权力也会威胁国内的自由一样。
世界历史上最大一波自由民主扩张出现在“二战”后，当时战败的各轴心国——德国、日本、意大利以及曾被德国吞并的奥地利——都建立起稳定的民主政权。到80年代初，这些国家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两亿，其中还包括世界第三和第四大经济体。要求这些国家建立民主政体几乎完全是美国的功劳。尤其是在德国和日本，美国政府在设计两国民主制度时发挥了主要作用。
美国政府在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直接干涉于30年代暂告一段落。结果，该地区的政权无一例外地朝着更为独裁的方向发生了变化。即便是最温和的民主活动也需要有美国权力的支持。美国干涉结束之日，便是民主覆灭之时。对加勒比和中美洲国家而言，有个好邻居的时代也是暴君横行的时代。如果美国努力做好邻居，就会给特鲁希略（Trujillo）、索摩查（Somoza）、巴蒂斯塔（Batista）这样令人讨厌的当地政治人物做暴君的机会。
为了维护美国的理想与制度，美国人别无他法，只能对自己的回应模式加以调节，使之更加平衡稳定。
批评者会说美国是个谎言，因为它的理想与现实离得太远。他们错了。美国不是谎言，而是失望。但它之所以是失望，正因为它也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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