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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和宗族》
到了16世纪，凡有宗族成员考取科举功名，宗族建设活动就会蓬勃展开，这类例子多的是。 简单来说，宗族会通过编纂家谱、建造祠堂，把其成员所获得的功名，转化为宗族整体的光彩。
宗族内部各房各家，穷达各异，差距也就越来越大。任何宗族，要想连续几代都能产生出功名显赫的子孙，是绝不容易的。但是，只要宗族按照官方形制建起祠堂，鼓吹为其成员的文人地位，这文人的地位，就一直保留在宗族之内。
霍韬本人就很有意识地在村中维持高官的模样，他一封写给儿子的信，警告儿子们在衣冠饮食方面都要合乎礼度。所谓合乎礼度，意思是不得在三十岁之前喝酒；不得吃精米；不得穿华丽服装；倘获惠赠饮食，应与同族之人共享
有否官方的庇护，对于地方各种势力的扩张是极为关键的，石头霍氏结果在佛山拥有相当多的物业，显然，很少宗族能够望其项背。
在佛山霍氏早期成员中，只有五个人不是安葬于霍氏成员的公墓的，这五个人都以字号命名。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二人因为服兵役的缘故，死于他乡；其一不是别人，正是霍佛儿，他是在黄萧养之乱期间捍卫佛山的著名地方领袖之一，也是代北帝庙向官府缴纳部分获捐赠土地的税粮的人。
这一小群商户、胥吏、教育程度参差的、社会地位不同的集体，为何会想变成统一的宗族？答案只能流于猜测。但是，在这个整合过程中，拥有共同祖先、拥有士绅传统，就成为佛山霍氏宗族的相对明显的特征；佛山霍氏的一些人，显然相信，具备这些特征是很重要的。
明清时期的珠江三角洲，在沙田上登记土地，认纳税粮者，一般被称为“大姓”。
赵氏明知开发沙田很可能引来诉讼，所以把这片土地登记在一个过继而来的子侄赵汝英名下，假如诉讼不利，则赵汝英就替整个宗族坐牢。结果，据族谱记载，赵汝英的妻子“别醮”即改嫁，赵汝英的儿子也搬走，这就有力地印证了我们对于赵汝英的厄运的推测。
实际上，虽然宗族的祠堂为宗族各派子孙创造了一个中心点，但沙田的开发并非全族的集体事业，而是宗族内一股股子孙因个别祖先之名进行的活动。
尽管这些沙田实际上由并非罗氏宗族集体所有，而是个别支派所有，但是，当罗氏宗族个别支派向官府登记沙田之际，罗氏宗族这个集体形象，应该是有些好处的。
小榄另外两巨姓中，李氏祖先顶替军役，其族谱记载，其祖先因此获得一些屯田。至于麦氏，其早期历史，我们知道得很少，尽管小榄麦氏宣称其祖先是在南雄被立庙祭祀的麦铁杖，但明代许多麦氏宗族也都惯于尊奉麦铁杖为其祖先。以上四个宗族都宣称它们从宋朝开始定居于小榄，但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早的族产纪录，不过是嘉靖时期的纪录，也就是说，从 16世纪上半叶开始的纪录。
万历十年（ 1582）开始的、为整顿里甲登记而进行的土地清丈（详见第九章），对于宗族财产的建立，是重要的一步。在此之前，土地是登记在里甲户口之下的，但县衙门并没有确切的丈量和记录。
根据《何氏九郎谱》，每十年大造黄册时，就有宗族的一名成员“承户”，换言之，该成员就成了里甲当年应役的里长或者甲首。
开发沙田，提升了开发者的社会地位；同样，采用宗族礼仪，也合法化了它们的社会地位。
南海县，在 17世纪，祭祀文昌的仪式，从分配酢肉演变为在文昌庙内设宴聚餐，这个演变过程是有文献可稽的。据说，从明初开始，每逢乡、会试年份，广东省级衙门会拨款举办仪式，祭祀孔子，并由广东巡抚和布政使亲自接待考试成功的士子，然后举行宴会。前此，在南海县，凡考得五种学位的士子，会聚集于县内的文昌庙，祭祀孔子与文昌，并获得一份酢肉。
从十六世纪开始被催生出来的新社会，开始像是个由士绅主导的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社会，被研究 19世纪中国的历史学家视为毋庸置疑的“传统中国社会”。
士绅作为一个阶层要站得住脚，则社会本身必须被士绅化。从乡村到宗族的演变，必须被普通的乡民内在化，这样，乡民才能够成为一个大社会的成员。这样一个由士绅领导的社会，是先创造于意识形态之中，而后变成现实的。
在珠江三角洲，高级官员住在家乡，利用自己的关系和特权来维护本地社区，这个现象，不早于 16世纪而出现。直至村庄向官府效忠之前，则面对武装劫掠时、央求官府保护是没多大用处的；直至力役折银之前，以歉收为由、央求官府减税也是没多大用处的。
由于明朝中断了与日本的直接贸易，葡萄牙人成了中日贸易的实质中介。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葡萄牙人开始进入东亚时，正好碰上日本银矿的发现，结果，日本白银大量输入中国，为 16世纪下半叶中国市场的货币化铺好了道路。
问题的征结是：到了 15世纪中叶，以里甲为基础的卫所制已被证明不济事了。但是，明王朝没有废除里甲制，而是把更多的百姓编进户籍，但这些新编户的百姓却不用服兵役。但是，在珠江三角洲，也就是这些与叛军战斗、捍卫朝廷的新编户百姓，演变为宗族。因此，到了要对付猺人的时候，朝廷就设立了总督两广军务都御史这一职位，这个职位最初只是一个因偶然发生的政治问题而设立的临时职位，但是，第三任总督两广军务都御史韩雍，把这个职位常规化了。
初刻于嘉靖三十二年（ 1553）、重修于万历九年（ 1581）的《苍梧总督军门志》，详细记载了总督两广军务都御史辖下部队的组织、征讨与军饷。从两广军门这个司令部成立的第一天开始，总督两广军务都御史就得自己花钱养一支雇佣兵，直至 16世纪 80年代之前，这些雇佣兵主要来自广西深山老林中的各个土司。
顺治十八年（ 1661），为了封锁郑成功的台湾势力，清朝政府把浙江至广东沿海地带的所有居民内迁，是为“迁界”。广东在康熙八年（ 1669）就取消了迁界，但在其他大部分地区，迁界政策一直执行至康熙二十三年（ 1684）。就珠江三角洲而言，受到迁海政策影响的是东莞、新安、顺德、新会、香山、新宁等县，也就是说，是沙田开发急速的县。位于沙田边缘的小榄镇，被划入迁界范围；三江乡亦即新会县赵氏的家乡、和小榄以南所有的沙田地区，都在迁界范围之内。无法估计究竟有多少人受到影响，但数目肯定以百万计。
他在《龙江乡志》留下了一篇文章，叙述了明朝灭亡至迁界令结束后不久的这段时期的衣饰变化。他说，即使致仕居乡的高官，也曾经衣着朴素。有人的儿子升了官，直至县官邀请他们到县衙门、通知他们儿子升官的消息之前，他们仍然不敢站着与县官说话。他说，这就是他在明末亲眼看到的情形。五十年后，情形却大不一样了。人们只要曾经有一官半职，无论是否因犯罪或贪污而被削职，节诞时都穿戴官帽与锦袍。薛起蛟很看不惯这种对于财富与地位的肆无忌惮的炫耀。但是，正如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在珠江三角洲，改朝换代，也就改变了社会。
到了 17世纪 80年代，天下终于太平了。士绅们的后代，继续考科举；沙田的开发，继续高速进行。无论是考科举成名的人，还是开发沙田致富的人，都会编纂族谱，建造祠堂。可是，与明末比较，有一显著的区别：在明朝各个时期，出身珠江三角洲的高级官员，参与省城广州的公共事务；在清朝，这类乡居显宦都不见了。这时，像霍韬、方献夫、李待问、何熊祥等人的宗族，对于省城的政务，再也没有明朝那种影响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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