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视角丨混在时间里的改革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都会发生很多的异化。一个国家要稳定，需要确定性。确定性的制度安排，很容易形成了利益阶层。利益阶层，一旦固化，反而会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

行者视角丨混在时间里的改革

有所作为的君主或大臣，都想做很多的改革。改革一定是改变社会的利益格局，一定是伤筋动骨的事情。少不了要舔血，也少不了流血。

鞅变革虽是成功，但自己被五马分尸；王安石改革戛然而止；张居正身后也不得善终；康梁流亡，六君子身死。

罗马城不是一天建城的。从一个小小的山头，发展到七个山头，建立城邦，学习希腊文明，建立元老院议事制度、市民制度。当威名赫赫的凯撒试图变革时候，便身死元老院。

行者视角丨混在时间里的改革

我有一个香港朋友，说一旦香港实行全民投票，他就离开香港。他说，政客要拉选票，就要承诺各种福利，福利社会会养懒人。政客所制定的政策会偏短期效应，比较急功近利，这样子香港就会废了。你看看台湾和大陆，台湾领导人会容易看四年，而大陆，看的是四十年，一百年。

但他对香港社会发展，也比较悲观。他认为香港既得利益阶层已经形成，社会的财富被六十岁以上的人垄断。他很羡慕，大陆发展互联网，社会不断创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年轻人有用武之地。

其实，也说回大陆，大陆现在是否有改革的动力，是否已经形成难于撼动的利益阶层？美国今年也在批评中国改革缺乏动力，批评中国抑制民企发展，市场不公平。先不说民企和国企之分，大企业本身就存在垄断优势，包括政策垄断。何况在监管制度不健全的环境下，国企容易成为一部分权贵阶层获取利益的工具。当然，国企还有一个功能，是可以用来实现统治阶层的意志。民企不能吗？可以，但要政策引导及设定制度框架和游戏规则，比较费力。人和社会都一样，趋利避害，喜欢立竿见影效益快。至于国企的负面作用是以后的事情。

有人批评朱总说，国企今天这样，也是你当年整的。朱总说，当年是当年，今天是今天，当时国企改革有当时的需求，今天改革有今天的现实情况。二十年过去了，不可能一成不变。

苟日新，日日新。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西方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被中国大量压缩，在快速地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互联网时代。如果中国的改革没有成为一种共识和观念，那中国社会就会在巨量压缩的时空里被挤压爆炸。

改革需要一种环境和空间。商鞅是用身死换来空间，凯撒是把空间留给了渥大维，他们最终还是成功的。王安石、张居正他们没有时间，太着急了，恨不得把几辈子要干的事情，几十年就干完了，太急太急，最后人亡政息，功成垂败。

在中国古代王朝，如果不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不是天王老子要做的事情，非常之难。改革还会引起剧烈的党争。党争就变成对错不重要，立场才重要，党派利益至上。有说，明亡于东林，按说东林党都是一批大儒，怎么会陷国家于危难之中？最重要的是张居正变法死于东林，明末党争始于东林，国家衰亡源头正在于此。

美国的两党轮流执政是不是一个好制度呢？今年看起来很难，小的变化可以，大的变革很难，特别是难在应对大社会变革的大破大立年代。所以才有特朗普以一人之力大战建制派的激烈场面。特朗普有勇气，但极其不容易。

如何有一种制度保障实现改革的长效机制？在中国古代的王朝，中央王朝一建立，就率土之滨了，没有什么对标的，所谓灭亡就是自己玩完，推倒重来，重蹈覆辙，然后几千年一直轮回，没有意外。商鞅变法是倒逼的，不变法，国家就没了。邓总的改革，也是如此。但变革总不能靠着倒逼，也不能总是靠人，但倒逼总比推倒重来好，有什么好的机制呢？

邓总的改革是非常之妙，先易后难，从器物层面的改革再到经济制度的改革，当然也有一部分属于政治制度的。但他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来，分步骤走，把改革放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放在时间里，使改革观念深入人心，难于撼动。

当然，所有的改革，所有的历史进步，他们的合法性、合理性一定来自于造福社会、造福人类。所以，他们的界面一定是人民和国家，这是变和不变的判断标准。

行者视角丨混在时间里的改革

周公在变法时候有思考，“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哪怕就是尧舜、三王的祖制，该变革的就要变革，出发点就是国家和人民。并以终为始，不能一成不变，当然，也不能操之过急。

细想很多的建国者，哪个不是为了建设美好国家、人民家园？但为什么走着走着就异化了，被利益阶层利益所固化了呢？

改革一定是无时不在的，躺在创业和变革红利本上，一定是没落、腐败和堕落阶层。

莫忘初心，砥砺前行。

行者视角丨混在时间里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