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我掐着一张欠了学校一年学历的初中毕业证进工厂当起了工人。
当时刚跨入十八虚岁的我极不情愿这份工作。我十六岁不上学时就被母亲所在的工厂青年点收去当了待业青年。当时我们的国家刚刚提出改革开放，至于怎么改我们那些科一级的顶头上司也是迷迷糊糊不知所从。面对我们这十几个不念书的半大小子和半大姑娘，厂里还真有办法安排。那时市场刚刚允许个体经营，厂里便以集体的名义办了个青年商店，我们这十几个青年就顶着集体的光环跑到市场开始了合法的倒买倒卖。
商店开业之初我本不是营业员。因为我和一个叫小石头的伙伴是这帮子人中个子最高的，所以就被选到夜晚给商店打更的岗位。
晚五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的工作时间给人的感觉很辛苦，可上岗一实验我俩才感到这个岗位简直是老天爷的赐福。工作时间看似很长，可打更者都知道这是上一辈子班睡两辈子觉的活。最让我俩感到幸福的并不是睡觉，而是口福。
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能记得我们是多么的亏嘴。那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糖块也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回。饼干、桃酥、卢果、糕点、江米条这些现在白给孩子们都不爱要的面点，在当时是串门走亲戚的奢侈品。我们吃到嘴里的都是因放的时间过长送不出去的剩货。
人们应该能想象出来，两个半大小子在夜深人静的晚上面对商店里近在咫尺的这些食品能有什么举动。
垂涎六尺的我俩在第三个晚上彻底拜倒在食品架下。我把第一片没有包装纸的桔子瓣样的糖块刚放的嘴里，他已经将一个香蕉苹果一口咬得见了核。我操起一块糕点，他则两块两块的往嘴里填卢果，结果他被呛的咳出了眼泪。我嘲笑他是饿死鬼托生的，他反击我是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笑够了，我俩开始安慰对方，这么多东西吃点能咋的，咱别祸害，也别往兜里揣。
在这种君子协定的支撑下我俩幸福地度过了两个月，在这两月里我没在家吃过一顿晚饭。每当老妈问我为什么，我就说商店管饭。小石头的母亲问他，他也照葫芦画瓢学我的话说。在这两个月我的体重增加了二十斤，下巴都出现了双层肉。在这两个月里我吃腻了所有的糖果点心，直到今天我对这些东西还是不碰一口。
就在我吃腻这些时，我们的偷嘴事情被领导知道了。这事得怪小石头他妈，那个爱扯老婆舌的人。小石头的妈是整个厂子有名的曹大吵吵。只要两个人以上她就会把整个说话频道给占领上。她说话的内容大都是他家谁谁谁占便宜的事，在她的嘴里她家人从来就没吃过亏。有一天她把小石头在商店管饭的事给嘞嘞出去。也不知哪个嘴快的把这事反应给了我们厂的支部书记。那个讲革命的劲还没过的年代，我俩的这偷吃公家东西的事被搬到了支部会上，在决定怎么处理时，一直不服当二把手的鲍厂长吸着老旱烟吞云吐雾道：“孩子偷嘴的事能咋处理？送派出所人都不带管的。我看就批评一下，象征性的扣十块钱算了。”
“是不有些轻了？”书记征求委员们。委员们都看着鲍厂长。
“嫌轻就送法院。”鲍厂长说完把烟头往地上一扔一脚踩灭。“操，这都是咱们自己的孩子，我可下不去手。”
“就是，”工会主席也劝着书记，“家长都是咱们的同志，孩子吓唬吓唬就得了。”
“既然如此我就尊重大家的意见。”书记借坡下了驴。
我和小石头被从打更的岗位上换到了售货员的位置。
售货员，抛头露面的售货员。这在当时的我来说是极难为情是事，可身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我捏着鼻子干起了这活。第一天，我是眼看着自己的脚尖度过，别人问货的价格我连头都不敢抬，瞄到熟人我就躲开。这么一天坚持下来，我的销售额是全店最低。看到其他人有说有笑交着货款，我捏着几个认识我的老大妈照顾的十几块钱，处在了不知该交不该交的尴尬地步。
负责收款的会计石大姐看着我的手中钱鼓励到：“看见了吗，明子第一天就开张了。”
我当时以为她在损我，刚想和她调脸子，我们店的经理很严肃的看了看我手中的钱：“真的不错，”他严肃地说，“小石头也买了八块七，你一出手就是十几块，看来你将是咱们店的销售状元。”
我不明就里地看着他，猜测着他话里的褒贬含义。
石大姐帮衬着经理：“真的，他们那些个第一天全都挂空挡。”
其他人都附和着石大姐的话，他们诚恳的表情我信了。从第二天起再出摊我便没有了不好意思。
那个年代待业青年特别多，我们机械局的这个做法得到所有局的效仿，似乎一夜间所有的待业青年都到街上摆起了摊。老百姓的购买力被分散，所有的买卖都变的癞蛤蟆抓苍蝇将供嘴。
我们经理是个以工代干的干部，想要露一手的心里促使他工作起来很敬业。他为提高商店的销售额可谓绞尽脑汁。终于一个搜肠刮肚的主意出笼了。他把我们这些售货员分成男女两拨，女的留在家里蹲市场，男的离开本市场另辟蹊径。为了提高我们的积极性，他给我们定了销售任务，五十块钱算一天工，超额部分算加班，够多少加多少。每天报销一个往返的公交车票。中午补助五毛钱伙食费。说实话这条件在当时还算合理。我开始了早起晚归背着一个大包裹在我老家的四区十大矿间兜售起服装。
经理的预言兑现了，一个月后我真的成了我们店的销售冠军，三十天的一个月我竟然有了四十三天加班。这种名利双收的待遇让我对踏实劳动有了直观的认识。我出摊儿的时间更早，收摊儿的时间更晚，工作的积极性更加高了。
我们青年商店成了机械局系统内同类标兵。经理为了让我们的标兵更光彩照人竟然把进货渠道开到了长江以南。不知道他是怎么联系上的，反正江浙一带的乡镇企业开始把他们生产的服装向我们这里推销。
一次一个浙江慈溪县的推销员来我们这推销大纹哔叽面料的服装。不想他们晚来了一步，一伙江苏人先一步给我们送了货。那天我正在店里出货。看着这两个骨瘦如柴小鸡子似的南方人满头大汗的扛着两大纸壳箱子服装，不由的动了恻隐之心。我劝经理：“也就两千多块钱的货，差一不二的就收了呗？”
“不行啊。”经理站在他的角度说出了一番道理，“他们的货跟刚进的是一样的，咱还不知这种货的销量，咱们店可不敢压货。这样吧，一个星期后你再来？”
“你看这样好吗？”南方人建议着，“我们还有别的事情，这些货先放在这里好吗？”
“不行。”经理回答得很干脆，“我们这是商店，你还是找个旅店寄存吧。”
“我们不在这住旅店，他们不给存。”
“那你就只能走到哪带到哪了。”
“要不放我家吧。”看到经理不开面，看到两个南方人挺为难，我脑袋一热来了个破车好揽债。
两个南方人兴高采烈千恩万谢跟我回了家。这俩人是表兄弟，哥哥姓朱，弟弟姓于。
事后经理把我叫去教训了一通：“以后你在外面长点心眼，别脑袋一热什么都答应人家。南方人的脑袋比咱们北方人好使，小心上他们当。”
我不知南方人会怎么骗我，但我承认经理说我是好心。
一个星期一晃就飞逝而去。两个南方人回来时，他们扔在我房间炕梢上的两个纸壳箱子，当时放时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他们这种大纹哔叽服装销量很好，我只捞着卖四天，货就没了，江苏人不失时机的顶进了第二批货，可怜浙江人又失去了占领我们店的机会。他俩颓丧之余并不忘了礼貌。俩人为了感谢我替他们存货非要请我吃饭。在当时吃饭店可算是奢侈的事，我在外面卖货中午大都是在饭店买个麻花或者馒头之类的对付一下。尽管那时下顿饭店几块钱就够了，可一天工资只有一块七毛五的人们还是舍不得。
我担心他俩骗我却又架不住饭店的诱惑。特别想吃一顿的我假意推辞了一下就放弃了经理的告诫跟着他们进了一个挂有四个幌子的大饭店。那是我吃的第一顿饭店，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四道菜的味道。
两个浙江人很热情，两荤两素两凉两热外带一斤白酒，刚会喝酒的我跟他们客气了半下就开始了风卷残云。大概是我的豪爽感染了他俩。在白酒将尽时他俩跟我论起了兄弟，一报生日年份，我比他俩都小，他俩也在酒精的指使下对我大言不惭的直呼起兄弟。
我是个嘴硬的人，跟我没有特殊关系的人我通称呼他们“师傅”或者“同志”。他俩的叫法让我很是肉麻。但碍于吃人家嘴短，我也在酒精的麻痹中应允了。酒精的作用绝对超过人的自抑力。
白酒喝完啤酒溜缝时，浙江人说出了让我没有想到的话题：“兄弟帮我把那两箱货卖了怎么样？”
“怎么卖？”我一时有些转不过弯。
浙江人唧唧歪歪说了半天，我就着啤酒嚼着花生米耐着性子终于听明白了他们的意思。
这俩人是浙江的农民，七八年，邓大人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号召改革开放，他们便在第一时间跳到海里。那个姓朱的爷爷曾在上海的一个服装厂当过大裁剪，对服装制作那是明白透顶。这俩孙子就撺掇爷爷成了他们的生产厂长。他们那里人多地少，在家闲着的妇女多的如同茅草，每个月二十块钱就能招来一个人，而且还是靠面子进来。这俩人本是乡镇厂的推销员，借着工作之便就把自己的产品推销了出去。
最后那个朱说：“其实很简单。你每天都卖货，我们的货跟你们的货也没什么区别，你的货卖多少钱我不知道，我的货你只要一套给我二十三就行。我不要你压本钱，你把货卖完了给我就行，实在卖不出我还可也收回。“
他的话让我激动的忘记了喝酒吃菜。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我们定的价格是每套衣服二十六。那时的买卖特别好做，买货的根本不讲价还价，都是报什么价就是什么价，卖家也不要幌子。我如果接了他们的货，就意味着每卖一套我就有三块钱的净收入，就算一天卖一套，我一个月的收入就赶上一个八级大工匠。这么好的事我若不答应我就是傻X。
我不能当傻X。吃亏的事我不干，后悔的事我也不干，眼看着钱不挣的事我更不干。经理的劝告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下就被我的理由给蹍灭。我有我的想法，也有我的打算。我只要不动我的钱就挨不了骗，再说我家也没有闲钱。当时我的家境很窘迫，在我工作之前我家的收入全靠妈妈的工资四十二块五，爸爸在省城工作，他的工资指不上。直到到大庆前我家的钱总是不跟脚。
我答应了浙江人。我的收入变的很可观。我在保证每个月的四十几个加班的前提下每天还要有十几元的进账。我的中午饭也不再是干巴巴的馒头和让人胃酸的麻花。虽然为了看摊我只能在现场吃，可铝饭盒里也有了炒菜或者炖菜。到后来我竟然能叫上一个在家没事干的小兄弟帮我看摊。他们来了不用给钱，管饭就行。
这个甜头我吃了刚够三个月，还没有品出是不是会上当时，我那个在省里工作的爸爸就把我拎上了另一条船。
这条船就是开头我说的进工厂当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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