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冬天，到处都是薄薄的一层，用指甲一掐就要脆掉一样，裂开冰封之后的柔软，露出华丽里头的素朴。花里胡哨的颜色褪去了，臃肿的枝叶干枯了，各类气味被压在了车轮底下，偌大的城市才显得踏实本分多了，每个行走的人，呼出一口口热气，像是吹着嘹亮的小号一样，一旦掀开沾满油污的绿色大棉挡，在嘈杂的室内，小号消失了。
甘蔗没有两头甜，一年倒有两头忙，不仅两头忙，初始即忙，一忙到底，前任公司老总在全体员工大会上讲：要想前途光明，必须灯火通明；要想不辱使命，必须透支生命。老总终日驼着个背，眉头紧锁，很操心公司发展的样子，去年年底退休的时候，动容地说：如果有什么话说的不太合适的地方，还请全体员工多多包涵。转眼，这位讲出对仗工整、意涵丰富、慷慨激昂话语的老总已经离任一年了，但每每加班至深夜，走出大楼，回头一看，依旧灯火通明，还是忘不了他。总的来看，在不辱使命的夹缝中，休息的时机主要有三种，一是中午在食堂吃饭，边咀嚼边点评饭菜；二是在办公楼厕所排泄，隔板隔出了私密空间，安静到能听到屎条摩擦直肠的声音；三是在文印室打印材料，点击打印选项，在纸张吐出来之前，可以闭目养神一会儿。
一年做了不少工作方案计划、拉单列条了不少表格、搜肠刮肚了不少整改落实措施、拟制发出了不少通知，但极少给自己的休息时间制定个方案计划，极少给自己凑合的生活制定整改措施，时间像过隙的白马往前飞奔，只能在缝隙里朝外面巴巴地望着，偶尔探出头来瞅瞅，下一头白马黑马的蹄子踩了上来。忙得心亡，鲜有空闲留下记号，甚至连刻舟求剑都成了一种奢望。
看看以前的青春岁月，总是如此漫长。逃出晚自习，和女生端坐在操场上看星星，我不说话，她也不说话，我问她为啥不说话，她说为啥要说话，于是就没再说话，一心一意看星星，看来了纠察的探照灯，好大的星星。在新疆工作，看过完整的日落，循着龟裂的大地找到过甜瓜的根系，在自治区图书馆听过一个完整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青草向群星疯狂地生长，马群忘记了飞翔。
青春的日子如此漫长，因为它们和青年的精液一样丰盛，你不去折腾，不去挥霍，不去释放，它们会在闷热的被窝里溢出来，还需要另外花时间收拾残局。而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光阴似箭，因为在摸摸索索中相信了一切自有定数，在可以看到的未来，一切将成定局，并且默许赞许定局。只是一年到头后，咂摸着这一串日子，苦辣越来越粘稠，旱厕里的屎溺一般，而酸甜越来越稀薄，米汤一样。
这个味儿不是自己想要的味儿，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自己对自己恨铁不成钢的时候，只能抱着十多年前就信奉的“启蒙主义”，改良这人生。只不过，八年前左右，还可以理直气壮地忽悠别人，坐在学校操场的看台上，跟同学阿强扯一些卢梭、孟德斯鸠等人说的一些没用的玩意儿，说的热血沸腾，四目坚定相对。现在只能自己启蒙自己，大家境遇不同，追求不同，苦衷不同，乐意互相奉承，避讳互骂傻逼，逆耳忠言越来越少，互相习惯了对视和狡黠的笑，越来越不愿意辩解，越来越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大概一直到死，自己的真面目大概只有自己知道。
自从禁酒令得到有效贯彻落实之后，干巴巴的圈子少了很多，有血有肉的圈子更受青睐，除了孩子的笑声、屋顶的炊烟、少女的胸，哪还有什么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做人做事，阈值不能太高。有了毒品，快感的阈值越来越高，有了快节奏的工作，生活乐趣的阈值越来越低，虽然关了灯，手机屏幕把自己的脸打扮成五颜六色的阿凡达模样。长方形的容器里，发散出来刺激性的文字和画面，心里暗暗重复：再给我一分钟。这种隐藏的歇斯底里，像极了断头台上的死囚犯，不断地哀求刽子手：再给我一分钟。而嗜血的钢刀早就饥渴难耐了。
彼此类似的生活降低了交往的阈值，这是群居动物的普遍规律。对别人的失望通常有了新的表达方式：行了行了，吃鸳鸯锅；行了行了，你喝勇闯天涯；行了行了我来叫滴滴。在酒气腾腾中吹着牛逼：哎呀还房贷真吃不消！哎呀新女朋友真吃不消！哎呀新岗位真吃不消！哎呀天天开车真吃不消！牛逼吹累了，脸一歪，嘴一咧，黄牙中间支一根烟，把头伸出火锅那一头，让下一个吹牛逼的人帮自己点火，窝着手，眯着眼，啪嗒一声，新生的青烟像眼镜蛇一样扶摇直上，这是男人之间特有的默契，类似于女人蹲在便坑上通过隔板底下的缝隙互相借一片“苏菲”，江湖儿女自有江湖救急的时候，江湖人士自有江湖规矩的默契。
总有一小撮人，有着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大概是小时候看抗日神剧看多了。他们和二十世纪初的知识分子有点像，有的人去欧美留学回来，不会那么激愤，觉得中国有的问题西方也有，并且还有不少更加美好的东西，比如科举和诗词；有的从日本留学回来，正好看到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丰硕成果，看到的是传统正在被激烈地拆除，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心里暗暗发狠：要想前途光明，必须西化开明，要想不辱使命，必须全部革命。奈何，人生于斯，长于斯，熏陶感染于斯，不舍昼夜。个人是不能解放自己的，除非解放全人类，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于是，人要学习像芝麻，磨碎了嚼碎了才有味道跑出来，形成一碗醇香，才能配得上清白的涮羊肉。
在看《我不是药神》的时候，想到了大诗人杜甫，想到了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仗自叹息。杜甫大概是不怪南村群童的，他本为烦人的秋风所烦恼，但群童又将他的茅草抱走了，他的叹息里是否有一种超越自我利益的同情和怜悯。抚今追昔，对于曾经的困窘的品味，容易衍生出乡愁一般的情绪，咒骂过学校对周末外出严格限制的不人道，但又怀念憋屈在宿舍里打游戏的畅快；埋怨过把自己分配到新疆的不公，但又不舍那天真烂漫的一年半光阴；自嘲过南五环的偏远和不便，但又常常因为想到那里奋斗的日日夜夜而潸然落泪。诸如此类的想法，如同怀念妈妈菜的味道，虽然不见得有多少大鱼大肉，但忘不了那让自己踏实安稳的味道。
最终，从弗洛伊德那里找到了答案：快感是紧张状态的消除。婴儿的紧张状态首先来源于饥饿，这时母亲给婴儿吃点东西，可以消除紧张，这就形成了婴儿最早记忆的快感。随着长大，快感越来越复杂，一种是直接带来好处的快乐，物质生理层面的，无非吃饭打炮之类；第二种是感觉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一心扑在工作上，在道德上感到快乐；第三种既不是好处，也不是道德，是一种愉悦，比如半夜侧卧听风吹落叶，清晨登高望东方日出，暮霭街头看灯火阑珊。第一种快乐带来的幸福往往是一种顾影自怜的感觉罢了。第二种快乐和第三种快乐的人，某些时候，他们觉得自己不仅仅是个人而已，要做比吃喝拉撒睡、加班熬夜醉更重要的事，比如要跑到另一个城市看春暖花开，比如要找一个人或者争取到很多人爱自己，比如要放开那些镜中花水中月一样的功名，比如要像狗一样跑到一棵树底下抬腿撒尿作个记号，创造自己的地盘和领域。
死亡的存在迫使我们，要不然跳楼、开煤气放弃生命，要么想想办法改变人生，赋予它一个死亡夺不走的意义，比如生一堆孩子，让他们日后过年过节擦洗自己的墓碑；比如经营学术，让自己的名字珍藏在静谧的图书馆里；比如卤得一手绝味猪头肉，建立品牌，缺德牌猪头肉，吃了一口还想再来一口。
年轻时，我们渴望得到能力范围之外的友谊长存和热情不灭，等到眼角和阴茎一起下垂的时候，等到心气和皱纹一样疲软的时候，等到头发和心态一样油腻的时候，我们希求别人的剩下四个字：你在，就好。所以趁着年轻，不害怕孤独，可以疯狂地依恋一座城市和一道风景，可以任性地定义它们。挡在路上的会让人走更多的路，抛弃自己的女人会让自己见识更多的女人。未曾在生活中摔打训练，不知道如何和世界取得协调的话，内心就不可能获致平静。协调不是妥协，是平等的尊敬，每个人都可以面对时间和空间正大光明地告白，好比地球和太阳的关系，虽然你给了我温度，你有你的炽热如一，我有我的春夏秋冬。
不知何时起，有一套哲理来解释自己为何缺乏勇气，口头禅经常是：也不是没想过、有本难念的经、犯错成本高。时间长了，把自己活成了旧社会黄包车车夫的模样，车上坐着一个西装革履的洋人，他要向左的时候就拿手杖在你的左肩上敲一下，他要向右的时候就在你的右肩上敲一下，不说一句话就控制了你，末了，你弯着腰领取了汗水钱。在重新抬起沉重的黄包车的时候，心里在想：总有一天，要找到一个角色，让自己成为翱翔的燕子，而不是断断续续蹦跶的蟋蟀，这种拼命的努力简直是荒唐。
一年忙忙碌碌，在办公楼各层之间穿行，在心怡的大街小巷川流，在若明若暗的角落旮旯里窜动，猛然想起两个人。
一个是郁达夫：一个人活在世上，生了两只脚，天天不知不觉地，走来走去的路真不知又多少。你若不细想则已，你若回头来细想一想，你所已经走过了的路线和将来不得不走的路线，实在是最自然，同时也是最复杂，最奇怪的一件事情。
另一个是王小波：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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