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冬天,到处都是薄薄的一层,用指甲一掐就要脆掉一样,裂开冰封之后的柔软,露出华丽里头的素朴。花里胡哨的颜色褪去了,臃肿的枝叶干枯了,各类气味被压在了车轮底下,偌大的城市才显得踏实本分多了,每个行走的人,呼出一口口热气,像是吹着嘹亮的小号一样,一旦掀开沾满油污的绿色大棉挡,在嘈杂的室内,小号消失了。
甘蔗没有两头甜,一年倒有两头忙,不仅两头忙,初始即忙,一忙到底,前任公司老总在全体员工大会上讲:要想前途光明,必须灯火通明;要想不辱使命,必须透支生命。老总终日驼着个背,眉头紧锁,很操心公司发展的样子,去年年底退休的时候,动容地说:如果有什么话说的不太合适的地方,还请全体员工多多包涵。转眼,这位讲出对仗工整、意涵丰富、慷慨激昂话语的老总已经离任一年了,但每每加班至深夜,走出大楼,回头一看,依旧灯火通明,还是忘不了他。总的来看,在不辱使命的夹缝中,休息的时机主要有三种,一是中午在食堂吃饭,边咀嚼边点评饭菜;二是在办公楼厕所排泄,隔板隔出了私密空间,安静到能听到屎条摩擦直肠的声音;三是在文印室打印材料,点击打印选项,在纸张吐出来之前,可以闭目养神一会儿。
一年做了不少工作方案计划、拉单列条了不少表格、搜肠刮肚了不少整改落实措施、拟制发出了不少通知,但极少给自己的休息时间制定个方案计划,极少给自己凑合的生活制定整改措施,时间像过隙的白马往前飞奔,只能在缝隙里朝外面巴巴地望着,偶尔探出头来瞅瞅,下一头白马黑马的蹄子踩了上来。忙得心亡,鲜有空闲留下记号,甚至连刻舟求剑都成了一种奢望。
看看以前的青春岁月,总是如此漫长。逃出晚自习,和女生端坐在操场上看星星,我不说话,她也不说话,我问她为啥不说话,她说为啥要说话,于是就没再说话,一心一意看星星,看来了纠察的探照灯,好大的星星。在新疆工作,看过完整的日落,循着龟裂的大地找到过甜瓜的根系,在自治区图书馆听过一个完整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青草向群星疯狂地生长,马群忘记了飞翔。
青春的日子如此漫长,因为它们和青年的精液一样丰盛,你不去折腾,不去挥霍,不去释放,它们会在闷热的被窝里溢出来,还需要另外花时间收拾残局。而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光阴似箭,因为在摸摸索索中相信了一切自有定数,在可以看到的未来,一切将成定局,并且默许赞许定局。只是一年到头后,咂摸着这一串日子,苦辣越来越粘稠,旱厕里的屎溺一般,而酸甜越来越稀薄,米汤一样。
这个味儿不是自己想要的味儿,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自己对自己恨铁不成钢的时候,只能抱着十多年前就信奉的“启蒙主义”,改良这人生。只不过,八年前左右,还可以理直气壮地忽悠别人,坐在学校操场的看台上,跟同学阿强扯一些卢梭、孟德斯鸠等人说的一些没用的玩意儿,说的热血沸腾,四目坚定相对。现在只能自己启蒙自己,大家境遇不同,追求不同,苦衷不同,乐意互相奉承,避讳互骂傻逼,逆耳忠言越来越少,互相习惯了对视和狡黠的笑,越来越不愿意辩解,越来越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大概一直到死,自己的真面目大概只有自己知道。
自从禁酒令得到有效贯彻落实之后,干巴巴的圈子少了很多,有血有肉的圈子更受青睐,除了孩子的笑声、屋顶的炊烟、少女的胸,哪还有什么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做人做事,阈值不能太高。有了毒品,快感的阈值越来越高,有了快节奏的工作,生活乐趣的阈值越来越低,虽然关了灯,手机屏幕把自己的脸打扮成五颜六色的阿凡达模样。长方形的容器里,发散出来刺激性的文字和画面,心里暗暗重复:再给我一分钟。这种隐藏的歇斯底里,像极了断头台上的死囚犯,不断地哀求刽子手:再给我一分钟。而嗜血的钢刀早就饥渴难耐了。
彼此类似的生活降低了交往的阈值,这是群居动物的普遍规律。对别人的失望通常有了新的表达方式:行了行了,吃鸳鸯锅;行了行了,你喝勇闯天涯;行了行了我来叫滴滴。在酒气腾腾中吹着牛逼:哎呀还房贷真吃不消!哎呀新女朋友真吃不消!哎呀新岗位真吃不消!哎呀天天开车真吃不消!牛逼吹累了,脸一歪,嘴一咧,黄牙中间支一根烟,把头伸出火锅那一头,让下一个吹牛逼的人帮自己点火,窝着手,眯着眼,啪嗒一声,新生的青烟像眼镜蛇一样扶摇直上,这是男人之间特有的默契,类似于女人蹲在便坑上通过隔板底下的缝隙互相借一片“苏菲”,江湖儿女自有江湖救急的时候,江湖人士自有江湖规矩的默契。
总有一小撮人,有着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大概是小时候看抗日神剧看多了。他们和二十世纪初的知识分子有点像,有的人去欧美留学回来,不会那么激愤,觉得中国有的问题西方也有,并且还有不少更加美好的东西,比如科举和诗词;有的从日本留学回来,正好看到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丰硕成果,看到的是传统正在被激烈地拆除,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心里暗暗发狠:要想前途光明,必须西化开明,要想不辱使命,必须全部革命。奈何,人生于斯,长于斯,熏陶感染于斯,不舍昼夜。个人是不能解放自己的,除非解放全人类,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于是,人要学习像芝麻,磨碎了嚼碎了才有味道跑出来,形成一碗醇香,才能配得上清白的涮羊肉。
在看《我不是药神》的时候,想到了大诗人杜甫,想到了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仗自叹息。杜甫大概是不怪南村群童的,他本为烦人的秋风所烦恼,但群童又将他的茅草抱走了,他的叹息里是否有一种超越自我利益的同情和怜悯。抚今追昔,对于曾经的困窘的品味,容易衍生出乡愁一般的情绪,咒骂过学校对周末外出严格限制的不人道,但又怀念憋屈在宿舍里打游戏的畅快;埋怨过把自己分配到新疆的不公,但又不舍那天真烂漫的一年半光阴;自嘲过南五环的偏远和不便,但又常常因为想到那里奋斗的日日夜夜而潸然落泪。诸如此类的想法,如同怀念妈妈菜的味道,虽然不见得有多少大鱼大肉,但忘不了那让自己踏实安稳的味道。
最终,从弗洛伊德那里找到了答案:快感是紧张状态的消除。婴儿的紧张状态首先来源于饥饿,这时母亲给婴儿吃点东西,可以消除紧张,这就形成了婴儿最早记忆的快感。随着长大,快感越来越复杂,一种是直接带来好处的快乐,物质生理层面的,无非吃饭打炮之类;第二种是感觉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一心扑在工作上,在道德上感到快乐;第三种既不是好处,也不是道德,是一种愉悦,比如半夜侧卧听风吹落叶,清晨登高望东方日出,暮霭街头看灯火阑珊。第一种快乐带来的幸福往往是一种顾影自怜的感觉罢了。第二种快乐和第三种快乐的人,某些时候,他们觉得自己不仅仅是个人而已,要做比吃喝拉撒睡、加班熬夜醉更重要的事,比如要跑到另一个城市看春暖花开,比如要找一个人或者争取到很多人爱自己,比如要放开那些镜中花水中月一样的功名,比如要像狗一样跑到一棵树底下抬腿撒尿作个记号,创造自己的地盘和领域。
死亡的存在迫使我们,要不然跳楼、开煤气放弃生命,要么想想办法改变人生,赋予它一个死亡夺不走的意义,比如生一堆孩子,让他们日后过年过节擦洗自己的墓碑;比如经营学术,让自己的名字珍藏在静谧的图书馆里;比如卤得一手绝味猪头肉,建立品牌,缺德牌猪头肉,吃了一口还想再来一口。
年轻时,我们渴望得到能力范围之外的友谊长存和热情不灭,等到眼角和阴茎一起下垂的时候,等到心气和皱纹一样疲软的时候,等到头发和心态一样油腻的时候,我们希求别人的剩下四个字:你在,就好。所以趁着年轻,不害怕孤独,可以疯狂地依恋一座城市和一道风景,可以任性地定义它们。挡在路上的会让人走更多的路,抛弃自己的女人会让自己见识更多的女人。未曾在生活中摔打训练,不知道如何和世界取得协调的话,内心就不可能获致平静。协调不是妥协,是平等的尊敬,每个人都可以面对时间和空间正大光明地告白,好比地球和太阳的关系,虽然你给了我温度,你有你的炽热如一,我有我的春夏秋冬。
不知何时起,有一套哲理来解释自己为何缺乏勇气,口头禅经常是:也不是没想过、有本难念的经、犯错成本高。时间长了,把自己活成了旧社会黄包车车夫的模样,车上坐着一个西装革履的洋人,他要向左的时候就拿手杖在你的左肩上敲一下,他要向右的时候就在你的右肩上敲一下,不说一句话就控制了你,末了,你弯着腰领取了汗水钱。在重新抬起沉重的黄包车的时候,心里在想:总有一天,要找到一个角色,让自己成为翱翔的燕子,而不是断断续续蹦跶的蟋蟀,这种拼命的努力简直是荒唐。
一年忙忙碌碌,在办公楼各层之间穿行,在心怡的大街小巷川流,在若明若暗的角落旮旯里窜动,猛然想起两个人。
一个是郁达夫:一个人活在世上,生了两只脚,天天不知不觉地,走来走去的路真不知又多少。你若不细想则已,你若回头来细想一想,你所已经走过了的路线和将来不得不走的路线,实在是最自然,同时也是最复杂,最奇怪的一件事情。
另一个是王小波: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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