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通史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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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中世文化与禅(一)
第二节 从庶民教育到宋学的兴盛
理论指导实践
云章一庆宣扬“从二程到朱晦庵,儒矣”,主张宋儒是儒学的正统。他喜读程朱之说,专攻《周易》和《大学》,为《大学》作注,图示《大学》的三纲八目,并作《理气性情图》《一性五性例如图》,这是日本最早研究宋学理气说的专著,宋学研究专著的出现,大大地推动了这一时代的学问和思想的发展。岐阳方秀还有两个弟子惟正、景召曾来明朝学习宋学,回国后在各地讲授《四书集注》等,并刊行《大学章句》,在传播宋学方面也创造了不少业绩。
此时,公家社会的儒学家也受到五山宋学的刺激,开始关心程朱新释。比如,有公家“无双的名儒”之称的一条兼良,受岐阳方秀等人的影响,以宋学为重点,他在《尺素往来》中强调:“程、朱二公的新释是极为重要的。”他在《日本书纪纂疏》中关于儒学的立言,几乎都基于朱子学新注,还讲授《四书集注》。曾为天皇侍讲朱子学的清原贤良以儒学作为家学,也添加朱子学新注,世代相传。其曾孙清原业忠,采取旧注和朱子新注的折中立场,既讲《论语》等旧注,又授《大学》《中庸》等新注,被称赞为“得讲书三昧,成为第一等名儒”,可以与一条兼良比肩。清原业忠之孙清原宣贤制作各种经书的定本,在和式训点读法、解释上,更是大量采用朱子新注等,给儒学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与此同时,武士主持的足利学校,原先以讲授和研究旧注儒学为主,虽然开始逐步转向新注,但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加上当时遇上战乱和火灾,足利学校已退出儒学研究的主流地位。尽管如此,地方武家对新儒学的关心还是随着公家社会儒学的中兴而高涨起来。地方诸侯对新儒学显示出更大的热情。比如,关东的足利氏满请义堂周信讲授《中庸》和《论语》;能登(今石川县北部)地方诸侯畠山氏聘请清原宣贤讲授《中庸章句》;周防以下七国诸侯大内义隆收购清原宣贤所藏的新注释书,还招聘清贤宣贤给各地诸侯讲授新注儒学,并积极向朝鲜寻找新注儒书,这带来了武家社会新儒学的发展和普及,给室町时代的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热田公指出:“宋学升华封建意识需要花一定的时间,当然,不是说思想直接成为会战的武器,而是说诸侯们作为封建领主,经过一段时间提高之后,思想作为巩固其体制的武器,就会收到发挥作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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