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上）旨在关于就业、货币、利息和资本主义过程这四个方面系统性地重述米塞斯-罗斯巴德传统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发展理论。
一. 就业
在不受妨碍的市场中，失业总是自愿的。当劳动者对工资的评价高于自给自足地使用/消费自身的财货所带来的满足时，就业就会产生。但当条件发生改变时，即破坏自愿原则的个人或机构介入时，“非自愿失业”就可能会产生。最低工资法就是一例。
二. 货币
人需要某些财货，不是将它们用于消费或生产，而是将它们用于交换。交换媒介的产生，拓展了人的手段选择。因此，在各商品就较不适销的财货被较适销的财货所取代的过程中，劳动和分工得到了拓展并伴随生产能力的提升，最终仅有一种充当交换媒介的商品得到了所有市场成员的认可，它就是“货币”。
此时，在不受妨碍的市场社会下，货币就不再对劳动分工、就业、生产收入施加任何系统性的影响。在这里，注脚中霍普引用的一段罗斯巴德的原文（在我看来）最能解释这个问题。
财货是有用和稀缺的，任何财货增长乃社会之福。但货币之用处并非直接的，而仅仅存在于交换中……当货币减少，货币单位的交换价值上升；当货币增加，货币单位的交换价值下跌。结论是，不存在“太少”或“太多”货币的情形，也就是说，无论社会货币存量之多寡，货币的益处总能被利用到最大限度。
这也就意味着，货币存量的多寡，其本身对生产活动是完全“中立”的，并没有任何影响。当然必须注意的是，随着货币存量在边际上发生改变，必定会引发再分配效应，从而在过程中“扭曲”生产活动；但从均衡的角度来看，假设时间偏好不变，由于货币只能用于交换而不能生产或消费，因此生产活动最终并不会发生系统性的变化。比如，当财货供应增加时，货币购买力提高，货币价格下跌，于是降低了货币需求量；而货币需求的减少，意味着价格上涨及货币购买力下跌的逆趋势。即使考虑了预期成分，也无法改变类似于上述的调整过程。
三. 利息
利息不同于货币，它对生产活动是休戚相关的；因为利息源于时间偏好这一更为根本的人之行动的原理。
在时间偏好的束缚下，只有人预测未来财货比现时财货更多时，才会愿意用现时财货去换得未来财货。市场利率作为一切个人时间偏好率相互作用的结果，可以说它反映了“社会的时间偏好率”，均衡了“社会储蓄”(全社会成员的现时财货的供应)与“社会投资”(全社会成员的对折算为现时财货的未来财货的需求)。
假若没有先抑制对现时财货的一些消费，那么未来财货也就无法得到产出，此时的时间偏好率相当于无限高，这时的生活无异于原始的基本生存。当人们认识到，只有间接、迂回、延长的生产过程，才能生产出较直接、短促的生产过程所无法生产出的财货时，人们产生了对未来财货的需求，并为此节约现时财货的消费。由此亦可见得，资本财货的价值超出生产它所需的互补原始要素总开支的余额，正是源于这种时间差异以及时间偏好的普遍事实。所以，利息（时间偏好）与生产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与货币毫无瓜葛；虽然利息通常以货币来表达，但这不改变利息在功能上不影响货币也不被货币影响的事实。前文已经讲过，货币并不能用于消费或生产；货币仅仅用于交换。
在真实世界中，人如何分配其现时财货，总共有三种选择：作为现时财货（即用于消费）；作为未来财货（即用于投资）；作为现金以持有。其中，消费/投资比例由时间偏好决定，而现金需求取决于他赋予货币的效用（也即货币允许其在不确定未来日期立即购买直接可用财货的功用）。两个要素彼此独立地发生变化。
四. 资本主义过程
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很多，但最为根本的则是时间偏好；是时间偏好限制了对实际可用资源及既有知识的利用。
因此，通往经济发展的唯一可行途径是凭借储蓄与投资，而它们都受时间偏好的制约。最终来说，除非依靠人均投资资本额的增长，别无通往繁荣的途径。这是提高劳动边际生产力的唯一方法，只有实现这一点，才能相应地增加未来收入。
没理由去假定，这个发展过程会是曲折的、不平稳的。但当市场外部机构如政府介入时，由于其联合银行家阶层建立欺诈性部分准备银行业，所以“繁荣-萧条”的周期性模式就变得不可避免了。新增信贷流入借贷市场，使得企业家将更多资源投入到未来财货的生产中；但社会的时间偏好率并不因此发生改变——社会并没有足够多的现时财货的供应能允许企业家生产更多未来财货，也没有足够多的未来财货的需求能允许企业家在他们的生产项目上获利。因此结果就是，所有在进行的投资必然不能全部顺利完工，项目必然遭到清算，从而缩短生产结构，以适应真正的社会时间偏好率。这样的周期是无法通过预测来避免的。
本章（上）是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的重述，而本章（下）则会系统批判凯恩斯主义的根本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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