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冯·诺依曼研究的博弈论还只是一种数学游戏，是后世那些朴实的经济学家们让博弈论落了地，能在日常生活中用上。而到了今天，我们甚至可以说博弈论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
比如囚徒困境就是个特别有用的思维工具。像经济学中所谓“负的外部性”、“公地悲剧”、价格战，国际政治中的军备竞赛，动物世界中的互助行为，体育比赛中的使用禁药，医学中的抗生素滥用，包括心理学中的上瘾现象，等等等，其实都是囚徒困境。破解囚徒困境的方法可以在各个领域使用，所以博弈论其实是一个更底层的逻辑。
博弈论是人类理性行为的第一性原理。
这一讲咱们继续说破解囚徒困境的方法。自由论者可能更喜欢用像重复博弈或者协调这样自发的方式达成合作，但是老百姓有个更直观的解决方案：让政府管。
1.我们需要被管
相对于咱们中国人爱看的英式足球，美式足球比赛看起来其实更像是两支军队在作战。教练对球队有更直接的控制，有各种攻防阵型，动不动就打个人仰马翻。你要是觉得美式足球太野蛮，那我想说的是以前更野蛮。
1892年，在一场哈佛大学对耶鲁大学的比赛中，哈佛大学发明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进攻阵型，叫“楔形推进队（flying wedge）” [1]。队员排成一个紧密的V字形去冲锋，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哈佛大学凭借这个阵型取得了碾压式的胜利。
但是在充分交流的项目里是不会有什么独门绝招的，其他球队很快就都学会了这一招。楔形推进队大行其道，人们马上就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个打法特别容易导致受伤。
每个球队都想用楔形推进队赢球，但是为了少受伤，最好还是大家都不要用，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而这个问题很容易就解决了 —— 大学联盟直接规定，不允许用楔形推进队。
比赛规则很容易贯彻执行，因为比赛有裁判员。哪个队犯规，裁判一眼就能看出来，然后立即就能惩罚，简单有效。
从博弈论角度来说，这叫做邀请第三方监管。监管的本质是改变了博弈的报偿（payoff）。有了有效的监管，不合作就不但没有好处，而且还会受到惩罚，那么不合作的行为自然就会大大减少。
再比如我以前在视频里讲过的这个例子。1967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发布规定，说在电视上做烟草广告，必须搭配播出一条“吸烟有害健康”的公益广告。对烟草行业来说这简直是致命一击。不做广告，竞争对手就会抢走你的顾客；大家都做广告，都花钱不说，吸烟的人还在公益广告的教育下变得越来越少。囚徒困境。
结果在1970年，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案，干脆禁止了烟草公司在电视上做广告。这个法案出台的第二年，烟草公司的广告费就下降了30%，利润马上上升，已经濒临死亡的烟草业一下子复活了！那你说美国国会办的这是什么事儿呢？这哪里是打击烟草业，这简直是促进烟草业的健康发展啊！
没错。事实上，禁止烟草电视广告的这个法规，是烟草公司自己在国会运作的结果。他们用邀请第三方监管的办法解决了囚徒困境。
有一种困境叫自由，有一种解放叫禁止。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中超联赛搞了个限薪令。中国球员的竞技水平在世界范围内是很低的，可是他们的工资水平很高，这是因为球员太少，球队陷入了囚徒困境。现在限薪令规定，国内球员年薪不能超过税前1000万元。
如果你是一个教条主义的拥护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你可能会认为限薪令是政府在干预市场正常运行。但博弈论是比经济学教条更基础的逻辑。从博弈论角度来说这么做完全合理：关键在于，就算工资封顶，球员的踢球积极性也不会下降 —— 因为以当前中国球员能力他们只能在中超踢球。限薪并不会让联赛的水平受损。
在这种被资方完全掌控的市场里搞限薪是非常常见的做法。像NBA有工资帽，最近中国的娱乐明星拍戏也开始限制片酬了。要点就在于就算有限薪，明星们也只能留在这个市场里。西甲联赛要是搞限薪，梅西还可以去英超踢球 —— 而中国这些明星只在中国最赚钱。
像这样的监管真不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是玩家们避免恶性竞争的协作手段。
但监管并不是万能的。
2.渔民的故事
所谓“公地悲剧”，有些经济学教科书爱用在草地上放牧打比方，但是现实生活中有个特别显眼的例子，那就是渔民捕鱼。我听好几个经济学家讲过捕鱼的故事，有意思的是每一本书给的解题思路都不一样，而且每一本书都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这个局面是这样的。某一片公共海区有鱼，如果放任渔民去捕鱼，很容易就会把所有鱼都捕光。每个渔民都知道“不涸泽而渔”的道理，可是你不捕别人也会捕，囚徒困境。渔场是个公地，渔场是个悲剧。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经济学家对公地悲剧有三个办法 [2]。左派经济学家的办法是让政府监管。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的办法是把渔场私有化。一个更高级的办法，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提出的观点，是社区可以自己管理自己。
在博弈论看来这三个办法没有本质区别，其实都是监管。问题只不过是由政府监管，由拥有者监管，还是大家互相监管。
而且这三种监管手段都可能不好使。
咱们先说最高级的。你说社区自己管理自己是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休渔。也就是只在每年的某些季节捕鱼，其他时间休养生息，大家互相监督，谁也不许出海。
这个办法非常容易执行，毕竟谁家要出海别人一眼就能发现。但是你休渔总有可以捕鱼的时候吧？结果在允许捕鱼的季节，各家渔船都会使用最先进的捕捞技术，还是会把鱼捕光。
我听到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加拿大有一个渔场，最后变成了每年休渔364天，只有一天可以捕捞 —— 可是就在这一天，渔民们还是把鱼给捕光了。
第二个办法是私有化。就算搞私有化，你通常不能让一家渔民拥有整个渔场，你只能把渔场分给几家渔民。每家有个年度配额，规定好能捕捞什么鱼、能捕捞多少，包括只能捕捞大鱼，不能捕捞小鱼等等。……可是谁来监管各家对配额的执行情况呢？
所以捕鱼问题最后总要落实到第三个办法，也就是最让自由论者反感的政府监管。
但政府监管也很难。中国有句话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府没有能力监督每一条船，一般也就是让各家自己报个数而已 —— 而我们可想而知，渔民会谎报捕捞数量。
我听到一个比较新颖的办法，是让渔民和政府之外的“第四方”参与监管。这个第四方就是没有执法权的统计机构。比如美国政府要搞人口普查，但是担心非法移民躲避普查，就干脆规定统计部门只负责统计而不执法，而且也不会把信息跟移民局共享。
这样至少你能得到一个真实的总数。就算不知道哪家违规捕捞了，只要监管者知道捕捞的总数，就对这片海区能做到心里有数，感觉实在不行至少还可以强制休渔。
监管也许是很多人心目中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监管也可以玩的很高级。
3.宽严皆误
美国政府的环保部门在过去几十年有个新思路，是监管要与企业合作 [3]。
过去环保部门要看各家企业的污染排放情况，都得亲自使用技术手段检测。政府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只能搞抽检，而抽检的比例连1%都不到，可以说是高成本低效率。不但如此，环保部门和企业之间还是尖锐对立的关系，动不动就要打各种官司，苦不堪言。
这个新思维要求政府干脆放权给企业，让企业自查，自己排污多少，是否违反了规定，自己向政府报告，自己主动整改。而作为回报，对企业自己上报的违规行为，政府就不对其进行处罚。
但是请注意，这可是一个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囚徒困境。理想的局面是企业自觉、政府宽松，双方合作；现实的局面是企业想作弊，政府想严惩，双方都有不合作的冲动。
那怎么才能合作呢？我们可以设法破解这个囚徒困境。
比如你可以搞重复博弈。监管是长期的。表现好的企业，政府可以对它有更高的信任度，干脆免检，企业踏踏实实生产，政府也轻松了。
还可以搞承诺。政府可以单方面承诺，说凡是企业主动报告的违规行为，一律都不处罚。企业也可以联合起来给政府一个承诺，说我们自愿加入这个自我监管计划，我们在工厂内部设立专门的环保管理者，我们自己管理自己。
而美国环保部门的实践证明，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合作关系还是有可能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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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和老百姓对“政府”有截然不同的情绪。老百姓心目中的政府是个本来应该“万能”，可是常常“不能”的东西，什么都想指望政府，又常常指望不上。而经济学家最拥护的力量不是政府，而是市场。有些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任何政府监管都是不好的。
可是从博弈论的角度，我们并不认为政府是一个什么特殊的存在。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政府只是几个可能的监管者中的一个。而且因为执法有成本，政府的监管力量很有限。
最高级的看法是，你应该把政府也当做一个 player。而且政府也应该把自己视为一个 player。既然是参加博弈的 player，政府也需要博弈论。
参考文献
[1] https://www.elevenwarriors.com/2011/07/the-flying-wedge-and-the-big-ten
[2] Arnold Kling, Specialization and Trade: A Re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 (2016).
[3] M. Potoski and A. Prakash, The regulation dilemma: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March/Apri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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