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初二时读《1984》，坐在沙发上，一鼓作气把整本书看完。其中的句子铿锵有力，至今还能清楚记得。
“自由就是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
它们留下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后来的两个月里，我的每一篇语文考试的文章中，或是开头，或是结尾，必定会出现它们的踪影。只有唯一一次例外，当时试卷在作文要求中旁敲侧击，循循善诱地提到，我们还是写记叙文比较好。我挣扎许久，终于垂头丧气地放弃了已在胸中酝酿许久的鸿篇大论。现在回想起来，发卷子时语文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对我的笑容，多少有一种听相声听到了新的段子时，心中满怀着“你终于换新花样了”般的欣慰。
然后就到了高中，上课再也不能发呆的我感到任务艰巨了许多，唯一能够抚慰我内心的消息是，高中的作文题目一律是议论文，那些带着“抒情”或是“说明”字眼的文章终于从我的生活中完全消失了。因为是议论文，所以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引用别人的话，除了震撼人心之外，一个冒号加上两个双引号的组合也让凑字数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理直气壮起来。有时候端详着发下来的文章，连我自己都不禁暗自疑惑：我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写啊。后来一想，其实也好，写应试作文这种无聊的事情，没有创意却又必不可少，就让那些文学界的前辈们为我代劳，总比费尽千辛万苦写出了自己看着都要睡着的文章，结果还没有得到高分要好。
身为一个艺术家，应该清楚的知道有些东西是不应该存在于世上的。
从这个标准来说，我的家人应该人人都算得上这个称号。理由就是，当他们看完了我的作文之后，无一例外对我说道：“你就是个掉书袋先生。”
我当然也毫不客气地在心中暗自辩解：“蒙田也是这么干的，为什么我就不行？”
所谓死不悔改，说的就是我。
这是题外话，重点在于，某个星期五的早上，高中的语文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篇需要在周末完成的作业。内容大概是，以一句话作为开头，写一篇短篇小说。
当时的我还没有看过任何关于文学创作的书，天真的认为小说的难度和字数呈正比关系，于是踌躇满志想要写出一篇非同凡响的文章，毅然将写数理化作业的时间贡献了出来，构思着小说的情节。
在侦探小说和《1984》之间，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
于是我写了一篇几乎是完全脱胎于《1984》的小说。其中优越感跃于纸上，情节极其似曾相识，细节描写几乎没有，对话幼稚到我现在看了大概会笑出声来。更加悲剧的事情是，这篇小说得到的分数很低。
早知道的话，我就写写那种“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啊”一类的文章了，反正也是小说，只不过装模作样变成了第一人称叙述而已。
我的死党和我情况类似，他写了一篇设定极其复杂，内容却精简到像是电报的科幻小说。其中涉及到了时间循环，平行宇宙以及世界末日，我整整看了三遍才在那写得极其糟糕的字体中大致领悟到了他的意思。如果几百年后的人们碰巧发现了他的这篇作文，一定会毫不迟疑的认定，这是一张小学生练字时留下的作业纸，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值得宽慰的是，他的分数比我还低。
于是我们开始思考自己作品如此失败的原因，我的死党最后得出了他的结论：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个傻逼。而我也得出了我的结论：在作业里写反乌托邦小说，和那篇不知所云的科幻小说一样，是会遭到老师的反感的。
对于这个结论，我感到十分疑惑：为什么我的这篇像《1984》一样富有深刻意义的小说，反而会遭到人们的反感呢？
另一个让我感到更加无法理解的问题是，我的那群冥顽不化的同学，无论我对他们推荐怎么样的书都不愿意看上一眼，可是等到我提及《1984》这短短四个仿佛带着魔力的数字时，他们就争先恐后地找来看了起来。然后每个看到我手机解锁密码的人都会心领神会的笑起来，好像那一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被这么一本小说取代了似的。
直到今天，我觉得我终于弄清楚了其中的机关构造。
《1984》受欢迎是因为题目起得好。
不是说它的内容写得不好，说它是一流的小说完全不为过，但问题是，并不是所有一流小说都像它这么受欢迎啊。
它受欢迎是因为有很多人真正看了它，有很多人看它是因为被它挑起了兴趣，被它挑起了兴趣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题目起得好。
短短的四个数字，浮想联翩，84又是偶数，被3、4和7整除，显得身心舒畅，不像雨果的《93年》，硬生生弄出个奇数来，显得棱角分明，偏偏后面又加了个“年”字，解释这是个年份，无法高冷到底。反观1984，就丝毫没有这样的问题，更妙的是，这个年份距离今天也不过是三十年而已，昔日带着未来感的题目，到了现在反而透露出一丝怀旧的气息，简直是让人蠢蠢欲动，不由自主地想对它做些什么。
于是，最受中国人欢迎的严肃文学之一——《1984》，就这么诞生了。
这没什么不好，有句话不是这么说吗？“多一个人看《1984》，自由就多了一份保障。”
既然如此，我当年的文章为什么分数这么低呢？
可能是班主任一看见我那充满的隐喻地小说就开始头疼，于是匆匆批上分数，就这么将作业本合上，再也不愿打开。
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今天的我面前摆上了那么一本与它一模一样的小说，我可能会毫不留情地给它打上更低的分数。
这与文笔无关，也并非是否不合时宜的问题。
这是一个身为写小说的人的基本操守。
不该重复。
说实话，写一本类似于《1984》的小说是挺容易的。你只要保证在小说的世界中，有一个无处不在的集权势力，一个主角，一个美丽女子。主角开始必然浑浑噩噩、唯令是从，在多年的洗脑教育下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再过不久，他必定会遇上之前的那位美丽女子。不管是在千万人中匆匆一瞥，还是戏剧性地相互交流，总而言之，虽然完全无法理解面前地这位女性，主人公的心中却对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此日以继夜，主人公对女子的思念终于战胜了政府为他划下的牢笼，他就这么偷尝禁果般地犯下了某条原先被严令禁止的政治错误。于是，车轮开始转动，悲欢离合一一上演，不管结局是好是坏，反正这件作品是不会让你失望的。因为不管文笔如何，你至少写出了一篇有着深刻教育意义的文章。
问题来了，如此没有创意的工作，真的应该由作家完成吗？
“当然了，负责写小说的除了作家还能有谁呢？”
那么如此没有创意的小说，真的应该存在于世吗？
《1984》静静地躺在书架上，为什么要新瓶装旧酒，浪费掉宝贵的木材重新再写一本呢？
在我看来，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作为一种类型，“反乌托邦”小说是具有存在意义的。但是如果这里的小说指的仅仅是对《1984》或是“老大哥”的蹩脚改编的话，恐怕它们就正好违背了自己原有的意愿：一本批判重复、冷酷以及千篇一律的小说，本身却是源自对他人作品的重复而来。
还有比这更讽刺的事情吗？
所以说，我不反对“反乌托邦”小说，但是说到对于原有话题不知疲倦的重复，这是对艺术的亵渎。
我的观点：除非出现了新的类型，否则反乌托邦小说看《美丽新世界》和《1984》两本足矣，意犹未尽者可以再看看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其实已经与小说中讨论的话题有些差别了。
毕竟时间宝贵，世上那么多书，若是仅仅沉迷于此，就像是小孩子们电子游戏只玩自己熟悉的关卡一样，太不划算。再者，当年罗素老先生谈论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时，就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多种多样才是幸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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