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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学术|(英)托比•米勒、(美)马文•克莱迪:真人秀的秘密历史

1号学术|(英)托比•米勒、(美)马文•克莱迪:真人秀的秘密历史

作者: 传媒1号 | 来源:发表于2017-07-10 09:54 被阅读17次
    托比•米勒:美国加州大学媒介与文化研究教授,英国拉夫堡大学媒体创业产业研究所主任 马文•克莱迪:宾州大学安尼博格学院传播学教授,国际传播高等研究所主任。

    自21世纪伊始,真人秀便以野火燎原之势席卷全球,在很多国家占据了越来越高的黄金时段比比例。真人秀的节目类型是一种奇异的混合:缩减成本的设计、社区化的游戏节目、法国真实电影的奇思妙想,后期制作的编排,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识形态,无所不在的监视和八卦绯闻。从一开始,版本交易(format sales)就让真人秀包含了以全球化为核心的定制化特征。 例如,成立于1998年的有线电视网络BBC America的主要职能就是想美国电视台兜售可被购买的节目形式(Steemers, 2004:142-3; Gray, 2009)。对真人秀的考察开辟了全新的视野,由此看出当代全球媒体所依托的特定格局,其中包括劳动、资本和意义。

    真人秀的缘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党宣传部。他们推出的一档重要节目名叫Die Kriminalpolizei Warnt!,含义是“犯罪调查部门的警告”。 主持人Fritz  Schiegk针对未解决的案件和警务人员直播对话,并邀请观众参与追捕国家的敌人。二战后德国人重新开始看电视以后,此类节目迅速流行起来。此后五十年间,1967年始播的《悬而未决的XY档案》(Aktenzeich XY...ungelost)是其中的佼佼者,开创了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警民合作模式,例如1984年开播的《犯罪观察》(Crimewatch)和1988年至2012年播出的《美国头号通缉犯》(America’s Most Wanted)。当代真人秀现象的关键来源是意大利。由于新兴私有媒体的竞争,意大利公共电视台率先尝试真人秀这种现代类型(Bourdon et al. 2008:113-20)。

    二战后美国的广播剧和连续剧也促成了真人秀的涌现。战后美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肥皂剧应运而生,在折射各种社会巨变的同时培养人们应对挑战的能力(Zafra, 2012)。随后出现的就是真实节目。在20世纪3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心理系聘请方特(Allen Funt)为研究助理。方特利用他在哥大学到的施虐心理机制开创了一档广播节目《真心话麦克风》(Candid Microphone,英文中的Candid一词既有“直言不讳”的意思,也指偷拍照片,可谓一语双关)。这档广播节目在1947年被搬上了电视荧幕,改名为《隐藏摄像机》(Candid Camera)。《隐藏摄像机》大获成功,纵横电视历史半世纪,分别在1948年、1960年、1974年、1991年和1998年制作播出。《隐藏摄像机》率先实践了这样的理念:监控是乐趣、信息乃至自恋的源泉,让每个观众都以为自己就是“明星”(Simon 2005:180-81)。

    真人秀和情节剧(melodrama)也颇具共性。情节剧源自18世纪的欧洲,因其高强度的情感主义而成为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对立面。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情节剧成为新社会身份的磨砺场域,特别是在宗教和道德秩序遭遇城市化资本主义和世俗化民族冲击的时代(Merritt, 1983)。同样的历史境况正是我们面对的新自由主义时代(neoliberal era)。面对看似无处不在的选择机会和与日俱增的不平等,真人秀和长篇肥皂剧(尤以拉美的telenovelas为代表)像情节剧那样提供了新主体性的试验场(Abu-Lughod, 2005)。真人秀向所有人宣告:他们应当为自己负责,自我勉励、拼搏不息,进而获得更好的工作、住宅、外表和家庭。换言之,真人秀非常具有包容性:在许多的美国真人秀中都出现了超越了传统二元社会性别的酷儿群体,目的是吸引更大范围的观众。当然在性少数群体登上电视舞台的同时,真人秀保持对阶级问题视而不见(Miller,2008)。

    真人秀浓缩了新自由主义放松管制提供的“十全大补丸”:责任个体化、贪得无厌、占有至上的个人主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商品化。相比公有部门,这样的“药效”更多地体现在私人层面。譬如,化妆节目召集经济困难的人们,给他们提供一种根本无力维持的生活方式。而节目的重点却是呈现反差极大的美学改造(Heyes, 2007)。 “改造”只针对私人,因此对媒体人来说是非常便宜的。而这种“便宜”的奇观,对观众来说极具诱惑力。

    真人秀文本的意识形态与公共政策、投资模式之前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代真人秀的出现与电视的政治经济转型几乎同步,尤其在于媒体的去管制化。美国老牌电视网遵从的模式在90年代推广到了全世界,诸如体育、天气预报、新闻、生活方式和戏剧节目及其黏着的特定消费群体。他们对生活方式和消费有着拜物教的狂迷,将购买和政治、享乐和外交政策混为一谈。不管是将真人秀看作新闻准则乃至西方文明堕落标志,还是从真人秀中看出新型公共领域,文化批评家更应该认识到真人秀的经济属性,将其理解成一种缩减制作成本的手段和一种打造小众市场的商业模式。当然,真人秀同样是一个寄托着狂想和希望、争议和灵感的绝妙案例。

    来源

    Miller, Toby and Kraidy, Marwan. (2016). Global Media Studies. Malden, MA: Polity Press,142-44.

    作者介绍

    托比•米勒,

    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哲学与传播学博士。现任美国加州大学媒介与文化研究教授,英国拉夫堡大学媒体创业产业研究所主任。从事澳洲-英国-美国的跨学科研究,教学和研究领域涉及媒体、体育、性别、种族、政治和文化政策等。作品《文化研究指南》`《文化政策》已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

    马文•克莱迪,生于黎巴嫩,宾州大学安尼博格学院传播学教授,国际传播高等研究所主任。研究领域包括文化和地缘政治的关系、身份和现代性理论、全球媒体体系和产业等。当前研究兴趣为全球传播时代的战争机器和土耳其媒体文化的跨国地缘政治。代表作为《杂糅:全球化的文化逻辑》(Hybridity,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Globalization, 2005)和《真人秀与阿拉伯政治:公共生活的争论》(Reality Television and Arab Politics: Contention in Public Life,2010)。

    译 者

    王星,

    英国拉夫堡大学传媒专业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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