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娘

去年七月，大娘因为身体抱恙在医院里接受治疗。中午时分表嫂送饭过去，她兴致很高，坐在病床上边吃边聊，聊着聊着人突然往后一倒，脑袋顿时磕在了床沿上，嫂子找来了医生。医生检查后没发现异常，只说注意观察，就转身出去了。嫂子问大娘刚刚在想什么，大娘说她也不知道，当时只觉大脑一片空白。嫂子轻轻揉了揉她的后脑勺，也就做罢。

大家都以为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哪知到了下午，大娘却说头痛得很厉害。这次医生建议马上做个脑部CT，检查结果出来了——脑出血35毫升。情况非常不乐观，加之大娘已是七十九岁的高龄老人。我们或多或少有一些医学常识的，知道这个病的凶险，因此大家心里均是沉甸甸的。

接下来的几天，大娘渐渐陷入昏迷。医生说这是脑出血后引起的脑水肿。能不能醒，具体什么时候醒还不好说，要看病情的发展。接下来的日子变得漫长而煎熬，大娘无法手术，治疗所用到的药物通过一根输液管，一点一滴地流进她的血液里，可大娘还是安详地睡着，呼吸均匀。病房里一到中午就有点小闹，吃饭声，脚步的来回走动声，夹杂着护工们的窃窃私语声。平时睡眠尚浅，稍微有点响动就会被惊醒的大娘，此刻安详地睡着。

大概一周左右，大娘醒过来了。这个消息通过手机不胫而走，我们沉甸甸的心都为之稍感轻松，巴不得插上翅膀立马飞到医院去看她。但是就在那个节骨眼儿上，疫情形势突然变得十分严峻，医院发现有疑似病例。因此一个病床只允许一名家属陪伴且中途不能换人。其余家属均不得探视，这又让我们感到非常沮丧。

堂哥当仁不让被留了下来，可是病房里休息不好，时间一长人渐渐感到疲乏。于是恳请增加一名陪护，院方理由充分地拒绝了。后来经不住堂哥锲而不舍的“游说”，居然同意了，前提是我们要每天打卡报备。

就这样，我和我另外一名哥哥协助堂哥轮流照看大娘。在这之前，随着大娘的苏醒，有关她的“趣闻”也是不胫而走。堂哥说目前她的脑子有点糊涂，总是在“一本正经地讲笑话”。还把那些笑话转述给我们听，大家听罢哈哈一笑，调侃归调侃，其实都明白，只要人能睁开眼睛，就已经是上上签了。糊涂一点无所谓，哪怕她今后就这样一直糊涂下去，也是我们的老宝贝。

千呼万唤，那周终于轮到我“值班”了。我踏进病房，轻轻地喊了一声大娘。大娘好愉快地应了一声。她整个人瘦了一圈，不过精神状态尚可。她还跟从前一样健谈，也还记得我是谁。当她看到堂哥紧随其后从病房外进来时，就说：“培培，你回来啦？”堂哥应了一声。大娘接着说：“你才从两路口回来吗？”

“两路口”是我的老家，地处西南边陲一个闭塞的小村落。三十多前年，那时才只有十几岁的堂哥因为学习不用功，喜看各路武侠小说，眼看高考无望，大娘和大伯商量后决定把他送到我们家来吃苦锻炼。让他想清楚，以后是要靠劳力吃饭，还是要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一个普通的夏日黄昏，大娘陪同堂哥一起回来了。走的时候特意叮嘱家里人不要宠着惯着他。此番周折不是送他回来享福的，而是为了磨练他的心性。也因此田间地头的农活爸妈没让他少干。

一年以来，堂哥和大娘的书信往来较为频繁。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堂哥渐渐意识到：从前他习以为常的生活，在今天看来竟是多么的幸福！他多次在信里言词恳切地表明想要尽快回去，并且一定要好好读书。于是次年的暑假，大伯把堂哥接走了。堂哥用他布满茧子的双手重新捧起了课本，最终考上了本省一所二流大学，虽是二流，但已倾尽全力。堂哥毕业以后就留在教育体系里——朝九晚五，体面轻松，待遇也还不错。他肯定很感激当年那个背水一战的少年，更感激那对站在少年背后的“英雄”。

我的神思还未来得及收回，大娘又跟我聊上了。她关切地看着我：“羽儿，你什么时候结婚呢？”我一时语塞。我的女儿今年都九岁了。前几个月还像条小尾巴，追着她喊“大外婆，大外婆”。可惜，都忘了。

隔了几天，大娘的复查结果出来，说是脑水肿恢复得七七八八，不过语言神经和视力都已经受损，加上原本的小脑萎缩，导致记忆出现偏差。用药不能根治，只能尽量延缓病情的加深。主治医生让我们多跟大娘交流，不要让她陷入失语状态，因此我总是在她耳边叽叽喳喳，像只啁啾的麻雀。

大娘其他事情都很配合，让吃药就乖乖吃药。唯独不喜吃饭。刚开始明明还在讲话，一说到吃饭，就闭着眼睛装睡。估计是躺久了胃里不消化，我给她揉了半小时的肚子，喂了助消化的药，她还是坚决地说：“我不吃，我不饿”。好说歹说，最终同意吃三口。好吧，三口就三口，本想忽悠她多吃一点，哪知，果然就只吃了三口。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娘也是越来越糊涂，慢慢就不认识我了。她总是把我喊成“丽妹儿”，那是我五孃的女儿，因为她陪伴大娘的时间比我多。刚开始我还跟她强调说我不是丽妹儿我是谁谁谁，她疑惑地望望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喊错了。但是说不上三句话，我就又成“丽妹儿”了。丽妹儿就丽妹儿吧，我心想。

于是接下来的一段日子，我一会儿是丽妹儿，一会儿是她工作中的下属，一会儿又是我大伯。每当夜深人静时，大娘都特别精神，她似乎没有瞌睡。堂哥的床位靠墙放着，我跟大娘的床并排放着，她亲热地握住我的手，陷入童年的回忆：“我记得是一个打雷下雨天，我发着高烧，外面天都快黑了，你妈妈还出门去给我拿药，她胆子小，其实也害怕打雷的……”接着她又兴致勃勃地讲：“你二舅舅小时候如何，你四舅舅小时候又如何。一会儿又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办公室里谁谁谁……那些人那些事，有的我听过，有的我没听过，所以只能“嗯啊”算着回应。此时，病房里传来此起彼伏的轻微鼾声，我困得不行，贴在大娘耳边轻轻劝她早点休息，大娘一边说着“好”，一边又开始絮絮叨叨。

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睡过去的，大娘又是什么时候睡过去的。第二天，我是被护士来查房的脚步声惊醒的。上午时分，大娘的主治医生也来了，他叮嘱了几句，就准备出去。大娘突然慎重其事喊住了他：“曾医生，曾医生，请问你还收不收徒弟？”曾医生被逗乐了，微笑着说：“裴婆婆，前几天您问我炒不炒股票，今天您又问我收不收徒弟，我不收徒弟。”

因为大娘退休前就开始炒股，炒了三十几年，是个老股民，所以她问医生炒不炒股我觉得不奇怪，但是问他收不收徒弟这又是什么意思？事后我问：您为什么想知道曾医生收不收徒弟？只见大娘一脸的严肃认真：“我想的是，如果他要收徒弟，就让你跟着他一起学，当医生多好。”大娘果然还是那个古道热肠的大娘，刻在骨子里的善良并未因为失忆而减去半分。

大娘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她的祖上数代行医，在当地颇受尊重而且家境殷实。但是这份家业传到她父亲手里时就逐渐败落了。原因是她的父亲不会医术，好逸恶劳，后来还抽上了大烟。不过这世间之事，福祸相依。家道中落也让她的父母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安然无恙。

大娘出生于一九四三年冬天，等到大娘出生时，家里已经跟“殷实”豪不沾边，几间破旧的瓦房子，庇护着这个八口之家。大娘排行老六，是家里的老小。上面有个大姐和五姐，其余三个均是哥哥。大娘生下来就白白胖胖。她天性活泼，在六个兄弟姊妹中又最聪明伶俐，从小到大都是家里的“团宠”。从小学到初中，她都是班级里的优等生，能歌善舞又让她成了学校里的文艺骨干。

后来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里的高中，那时候她的父亲已经因病去世。母亲、哥哥和姐姐们为了糊口，已拼尽了全力，哪里还有钱供她读书呢？可是大娘又深信知识能改变命运。所以退而求其次读了一所不要学费的专科院校，学的是硅酸盐，毕业后就去了搪瓷厂。

“是金子总会发光。”去了工厂以后，大娘先从技术员做起，再后来她的管理能力得到上级赏识，当上了搪瓷厂的中层领导，后来升到高层，最终因为能力突出，作为重点培训对象参加领导班子的学习。具体不清楚这中间有怎样的机缘巧合，大娘竟被另一家国营研究所聘请为厂长，那年她还不到四十岁。

当厂长的那些年，她一手抓技术一手抓管理。揣着菩萨心肠，使着金刚手段，硬是把一个半死不活的研究所给盘活了。现在，那个曾经的国企，2005年体制改革成为了“某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顺应市场经济，成了私人企业。现在的年生产总值和销售业绩，已经是国内同行里的翘楚，当然这是后话。

在当时，那些高层领导对大娘是又敬又怕，敬重她的人品和遇事杀伐果决的能力，但是又怕做错事情被挨训。对，我大娘一生气就骂人，骂人不带脏，却能让你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在当时，她带领着研究团队克服机器设备落后，设备故障等等一系列技术难题，让产品的生产量翻翻，让工人们有活干，这就不得不让人心服口服外加佩服。

正当大娘在工作上大显身手的时候，我堂哥在学校里各种调皮捣蛋，花样是层出不穷。老师只得把大伯请去谈话。堂堂大学讲师被训得抬不起头来。事业和家庭孰重孰轻？如果孩子把路走歪了，父母事业做得再成功也是枉然。所以经过一翻思想斗争，大娘辞去了厂长一职，这样她才能腾出手来管教堂哥。后来堂哥的学习渐渐步入正轨，经大伯引荐，大娘又在他们所居住的某某财经大学“贸易经济系”任职，最后在书记的职位上退休。

不过，大娘之所以让我们敬重，并不是因为她是个女强人，做出了怎样了不起的贡献，创造了怎样辉煌的财富，而是她的无私，正直和慈悲。我是大伯的亲侄女，我的表嫂是我大娘的侄媳妇。之所以我们都对她好，是因为我们这群小辈儿都得到过她的帮助。

她和我大伯就像一对老天使，张开肢膀把两个家族里的老老小小都护在他们的羽翼之下。谁家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她就给予“一丈布”，小辈们遇到工作上的困难，她又会帮忙指出一条路。

相比之下，她对我们这边的亲戚还要更好一些。她的出发点是：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较为偏远，而她的娘家亲戚位于天府之国的平原之上，条件上自然要好上许多，所以理应对我们多多关照。

对亲人尚且是这样，对待同事，朋友和陌生人，也是一副柔软心肠。走在路上捡到十元钱，就会说：“我哪天若是再碰到那个人，就把这个钱给他”。她口里所说的那个人，身患残疾。但其实，就算她没有捡到钱，碰到了也会给上十块二十的。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和大娘一起去买菜时，那个人有时就出现在我们来回的必经之路上。

大娘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有时我甚至觉得她重塑了我的性格，让原本就不属于我的东西，一点一滴渗透进了我的灵魂。我就像一株果树，通过“嫁接”的方式，收获了原本不属于我的丰硕果实。我刚出来工作那会儿，性格孤僻，总喜欢独来独往。自私自利，处不好同事关系。用钱也不知节俭，大手大脚。大娘手把手教导我怎么为人处事，怎么与人换位思考，怎么养成存钱的好习惯。她先是给我摆事实讲道理，我左耳进右耳出，她就骂我，骂完让我去反省，然后再给我讲道理。

那段时间，我的内心前所未有的煎熬。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是错的，陷入自我否定，自我怀疑又委屈的情绪里去，就谎称要加班不回她家去。大娘知道后，被气进了医院。她不是气我不回去，而是觉得我不应该撒谎。大娘一生最讨厌说谎者，她觉得这是品格出了问题，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

大娘得了冠心病，病因又是因我而起。家里亲戚都来了，我又惊又怕又惭愧，亲戚们纷纷安慰大娘，说我母亲去得早，没人教我这些，让大娘不要跟我一般见识。大伯和大娘立马说：“就是因为母亲去得早，才更要严格管教”，那天我正好站在门口。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有了自我反省的意识。后来的很多年，我有意识地向大娘看齐，把她身上那些美好的品格，硬生生搬进我心里，用来抵制我性格里最原始最可鄙的部分，时间一长竟真的属于了我。

之后大娘常常对人说：“这个女子之所以变得懂事，是我拿命换来的”。多年以后，大娘不再事事管着我，我反而有点不习惯。有一天我突然问她：“大娘，你怎么都不管我了？”大娘说：“刚开始那几年，你像那个孙悟空，野性难驯，所以要给你戴个紧箍咒。但是现在不用了，因为那个紧箍咒已经化在了你心里”。

这就是我的大娘，正直又无私，慈悲又智慧。在我心里她其实就是我的母亲。遗憾的是，去年十月份，她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走了。然而在那之前，我还以为我能再见到她无数次。哪知，地铁站口匆匆一别，竟是永绝。那次我因为家里有事，离开了几天。等我再想过去看她时，又遇到疫情“封城”。好不容易等到解封，大娘的身体已经危在旦夕，吃不进去东西，靠鼻饲维持生命。能陪伴在她床榻的除了堂哥就只能是专业照顾危重病人的护工了。

以前以为的道别，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人到中年，送走了身边好几位至亲长辈后方才明白，真正的道别是走着走着，有的人就永远留在了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