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在莞城的一家台资厂打工。
厂子附近有超级商场，有K厅，有电影院，还有间书店，在邮政局大楼里。
我喜欢周末去那间书店，享受一周才有的安静时光。在那众多来来往往的人群里，我从来没有缘分认识在邮局大楼上班的老乡叶君。认识叶君，我得从多尔开始讲起。
朵尔来自陕西汉中。我们在莞城的劳务市场找工作时认识的，后来我们成了很要好的姐妹，一起在大雨中找工作，一起进同一家工厂，一起上下班，一起去小梅沙游玩。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她从没告诉我她的生日，而我的生日，她总是给我意外惊喜。两个女孩在他乡已经度过三个远离亲人的除夕。连续三个除夕夜，我们都是手拉手在长青路看烟花，吃爆米花，在路边摆满的橘子树旁合影照相，我们的欢笑声驱逐了彼此对亲人的思念。
第四个除夕快来临之时，多尔说父母年纪越来越大，陪父母过除夕次数屈指可数，她必须在父母有生之年多陪陪他们。多尔是个孝女，她想做的，也是我想做的，但是我对春运期拥挤的人流充满着无比的恐惧，这个冬天，我没在春运期赶回家过年。
除夕夜，我没有心情参加老乡们组织的联谊会，也没有心情看外面热闹璀璨的烟花。一个人在冷清寂寥的房间，听着单放机循环播放着王杰的《回家》，间或心不在蔫的翻看《外来工》杂志刊的打工作家周崇贤的小说连载《走过阳光地带》。多尔不在的除夕夜，我像过一个世纪那么的漫长。
农历正月十六，多尔返程。她到广州站下车之后，打厂里办公室电话告诉我，她转乘的莞城大巴五分钟后就出发，她让我去莞城车站接她，她拖着行李箱还带了两大箱老家土特产，很不方便。
我为即将见到多尔心情无比激动。但是我更担心她的安全。那时广东的治安状况特别糟糕。我在电话里再三强调，注意安全，千万不要相信陌生人说的话。
莞城汽车站离我们工厂徒步20分钟距离。我赶到车站，多尔正下车。我迎上前，帮她拖个航空箱，我们很亲密的一边走，一边愉快地聊天。
聊着聊着，多尔给我讲大巴上发生的一件事。她说――
有个大字不识的残疾老汉喝易拉罐，中了二十万大奖。老汉没有身份证和暂住证领不了奖，他想以十万转让，其中有位自称是马来西亚华裔的中年男人说，看见老汉残疾，出于同情，想出十五万买下，但他的钱都是美元，老汉用起来不方便，让乘客用人民币高于市场价格兑换他的美元，帮助残疾老汉奉献爱心。他还向众人发了高级名片，说回国做了很多慈善事业，让大家有困难或移民难题尽管去广州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找他。车上人很感动，个个争先恐后要求兑换。过了几站路之后，残疾老汉感激涕零的给乘客道别，一瘸一拐的下车了。约十几分钟后，马来华人也和乘客道别下车，下车还挥挥手说“有困难尽管找我”。
我耐着性子听多尔把这荒谬的事讲完。
“你献爱心没有？”我迫不及待地问多尔。
“当然”多尔自豪地说，“我200块换6大张美元呐。”
多尔兴致勃勃地停下脚步，放下行李，掏出钱夹的美钞，抖成扇形。“好新呐，可以割掉你的耳朵！”多尔用扇子轻扫了一下我的耳垂，很俏皮的样子。
“傻妞儿，你被骗了！”我说。
“怎么可能？”多尔跺跺脚，一脸天真的笑容里露出几分质疑的神色。
“这是马克，早在国外淘汰得一文不值。莞城交通广播天天播报，你不知道么？”
一瞬间，多尔的笑容消失，变得阴云满面。
我不知道多尔是怀疑我的话有假，还是原本不相信被骗的事实。总之接下来的空气里有些僵冷。200块人民币，她6天的工资，怎么说也好心痛。
我们路过邮局大楼时，下午4点，为了验证我的说法，我灵机一闪，提意向邮局的值班经警求真相，多尔心不在蔫地说，也只能这样了。
我们走到一个50岁左右的经警身边，我把事情经过一说，多尔还掏出美元交给他看。我们没想到麻烦事来了。
这位面庞黝黑的老经警，神情庄重地用广东话夹杂蹩脚的普通话说，前不久有两个女子也问客户同样的问题，结果把客户巨款骗走。还说，谁知道你们是不是跟诈骗犯一个团伙？多少看起来外相单纯的女孩都跑夜总会当小姐，为了钱，外地女孩子什么事做不出来？经警说的不着调了，可气的是最后没收了假美钞，让警察来调查我们的真实身份。
天，我们冤枉死了！不管我和多尔怎么解释，没用！无奈之下，我突然想起口袋里有厂牌，我把厂牌递过去，我说我和多尔都是一个部门同事。经警瞄瞄厂牌，念出了我的名字，望着照片又望望我本人，说，你可以走。你回厂找领导开张证明，证明她也是你厂里员工，必须加盖厂里公章才行。
我气愤的真恨自己是个弱女子，要是个男人，非丢给他一巴掌不可。没办法，查暂住证的联防队员就是外来工的爷，别说他是经警。
那时候，一到礼拜天，邮局大楼排长队，尽是我们这些给家里寄包裹的、汇钱的外来工，队伍几乎排到二里路远。经警维持秩序，他说你谁插队，扯着你拽到队伍的尾巴根子上，你也只能乖乖的，敢怒不敢言，好不容易的礼拜天，给家里寄点钱，光在邮局就耗了老半天，这是工友们经常唠叨的烦心事。
在人家的地盘，屁股不擦干净，会给以后添麻烦。我只能照做，执行。
我飞快地跑回厂里，趁下班时间没到。我写了几行字的申请书，让厂里证明有朵尔这个人。我到车间找组长、班长、主任、课长、部门经理签字，又到台湾佬的办公室找协理，厂总经理签字，最后又到人事部前台加公章。
我最后飞跑到邮局大楼，把签满各种龙凤飞舞名字的一纸证明交给了老经警。他终于无话可说了，放了朵尔。
带多尔离开时，天已经黑透，桔红色灯光下，飘着丝丝冷雨，朦朦胧胧的街道，没有什么行人，异常冷清。
多尔从汉中倒火车到襄樊，从襄樊倒火车到广州，又从广州转乘大巴到莞城，经过两天多舟车劳顿，早已精疲力尽，要不是我多事，她早在宿舍躺下休息了。事情是我惹起的，时间是我耗的。我提出请多尔吃顿饭，算是道歉，也算是接风洗尘。多尔却摇头。
“这一折腾，哪有吃的心情？”多尔不无伤感地说。回厂的路上，多尔沉默着，我真想甩给自己一个大嘴巴子，自己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多尔不就是损失200块么？至于我搅和的这么大费周章么？
晚上，我躺在木板铺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是个性格倔强较真儿的女孩。那个可恶的经警有什么权力这样做？就算是不值钱马克也不该没收，押人，或污蔑身份呀？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决定豁出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请假，没上班，直接跑邮局去了。
邮局空荡荡的，没几个人，我没有找到经警保卫科领导，也没见那老经警。问一位年轻经警，这位经警倒是挺热情，微笑着，温和地说，轮流排班，那位本地的老同志明天上班。
我那么的随意地问，他就那么地答，听着口音，分辩出对方是老乡，巧的是，居然还是同一个地级市的老乡，看得出他也像我一样，非常高兴。他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也倍受委屈的像竹筒倒豆子似的，把事情全过程倒出来。
那一天，在叶君的帮助下，正如我所料到的，那美钞的确是淘汰的马克，朵尔他们遇到的所谓的马来华裔是诈骗嫌疑犯，和那残疾老汉是同伙，一同唱双簧戏。最开始争先恐后抢着兑换美钞的那拨人，是他们花钱请来的“托儿”。叶君说公安局正在通缉抓捕那俩人。
就这样我和叶君熟悉起来。叶君比我大4岁，他24岁了。瘦高个，丹凤眼，炯炯有神，穿着绿色制服颇有分英气。他来莞城有三年时间，以前在市中心一家邮局当经警，工业城邮局大楼落成投入使用以后，才被调到这边来上班。
下午下班的时候，我拉多尔去见叶君，我想让叶君给多尔解释解释。
在邮局大厅里，多尔听见我和叶君讲着家乡话打招呼。她转身飞快地冲出大楼，多尔不愿意听……她对我们失去了信任。
打那以后，多尔对我很冷漠。失去朵尔的友情，我又从叶君那里收获了一份温情。
叶君时常在周末找我玩儿，我们逛书店，看电影，聊天很投机。他知识面很广，喜欢诗词，最爱近代诗歌。他在西双版纳当过三年兵，他给我讲那里的军营故事。春寒料峭多雨的南方，我像个从冬天里睡醒又突然跑出来的小鹿，忐忑着，却又快乐着，满世界里洒满着温暖的阳光。
我和叶君距离走得很近。虽然多尔对我冷疏很多。但是随着叶君闯入我生活里，那种对异性说不出，道不明的情感和朵尔的友情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
我看到多尔对我充满愤怒哀怨的目光，我也听见她和工友们散布着关于我和叶君的流言。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想证明自己和叶君的清白，证明我很在意和朵尔之间的友情。但是固执的多尔，完全封闭自己内心，不愿意和我沟通，尽管叶君多次出面调和。
正在我思想异常烦乱的时候，家里亲戚打厂里电话，我父亲建房子从楼上摔下来，重伤。
我临时申请了一个月假回老家。临走时，我给多尔说，不管你对我有什么意见，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对待我们之间的友情。我们几年相处的点点滴滴，是我这辈子无法抹去的记忆。朵尔阴沉着脸，一言未发。她用目送为我道别。
那天没有太阳，我拖着行李箱，路过邮局大楼，书店里音箱传来周华健的歌声：
没有花 蝶儿不知归路
不见月 星光也模糊
世间事 笼罩层层迷雾
……
我犹豫着停留了片刻，最后脚步还是没有迈进邮局大楼。我以为用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做到彻底地忘记，对叶君。
后来，我明白自己错了。生命中遇到的有的人，哪怕认识瞬间，也便成永恒。在医院里陪父亲的那段时间，我时常独坐在医院的长廊里，望着阴森森的黑暗，倍感孤独。人在孤独时总是有意无意的思念一个人。我对叶君不但没有忘记，反而思念更浓，那种浓烈的思念折磨着我，魂不守舍，度日如年。
一个月后，父亲身体没有大碍，出院。我返回莞城，多尔已经辞职离开一周了，听工友说，她母亲遭遇车祸身亡，她回了老家。以前听多尔讲过，她家里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弟弟，一个上初中的妹妹。多尔很可能不会再来广东打工了，我很伤心难过。我更伤心难过的是，叶君也在我走后不久辞职了，去了深圳，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我真的没有想过，这漫长又短暂的一个月，多尔、叶君，竟然同时成了我世界里匆匆的过客。这时懊恼的我，才发现，我和叶君虽然交往亲密频繁，但是，那段时间，我们都没有留下对方老家的地址。也可能那时我们都认为来日方长，以后有的是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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