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安门

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日清晨，两个太监模样的人从神武门出来，穿过煤山，沿中轴路来到北安门（现在的地安门）的卦摊占了一卦。他们很快从卦摊出来，刚才焦虑、恓惶的神情已不复存在，脸上更多的是绝望的平静，显然从刚才的卦象上，他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了王朝的背影。俩人回到紫禁城，但他们很快又从宫中出来，爬上煤山寿皇亭，在那里自缢身亡，他们中的一个是时年三十四岁的崇祯皇帝，而陪他一起死的，便是太监王承恩。

之所以不着边际地胡寻思三百六十多年前悲惨的那一刻，是因为一九九八年的夏天，我经常趴在地安门内大街四十号总政大院五楼的露天大阳台上发呆，从落日至黄昏至傍晚，观察西天的火烧云像钢水一般渐渐冷却变暗，感受着美好景象的易逝不驻和光阴的短暂冷酷。往左看,是景山；往右看，是地安门钟楼鼓楼，而楼下就是北京古老的中轴路。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日清晨，岁在阳历四月二十五，中轴路两侧的槐树早已吐出碧绿的嫩芽，尽管城门外仍有零星的炮声传来，却丝毫不影响温柔的春风从烟笼一般的槐树枝头上跳跃下来轻轻拂过这一帝一臣的脸庞，只可惜他们再也不会为这春风沉醉，再也无暇抬头看一看头顶上在晨风里摇曳跳舞的小绿精灵们！任凭春风如何吹拂，都吹不醒那颗已死的心。从神武门到地安门，从地安门到神武门，崇祯皇帝走过了一生中最漫长的一段路，那个春天，真正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啊……

1955年北京春天，地安门内大街，小槐树正在吐新芽

一九九八年的夏天，我住在梁思成先生设计的楼里经常做着这种不着边际的瞎想，这栋中苏合壁的建筑虽只历四十几载，却已经露出衰败之相，而这种衰败像蛀虫一般侵袭着我的头脑，让我的心灵能时常和远古感应交接。这栋楼，包括对面的那栋几乎一模一样的楼（总参大院），当你站在大楼外面是看不出它们的衰败之相的，你只能感觉它的厚重和历史凝重感，感觉到梁思成先生在那个唯苏联马首是瞻的年代，坚守中国建筑风格的顽强意志。所有人都能看到这栋五层大楼顶上从南到北排列的三座重檐庑廓大屋顶，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发现这个充斥着大量苏式风格阳台的狭长的大楼外立面却呈现着曲折凸凹的中国式回廊设计风格。这是一个建筑学家的操守和良心，是当时即使流干所有眼泪也哭不回来北京城旧城墙的梁先生的最后坚守！

我是在黝黑油污和灰尘充斥的走廊发现它的衰败之相的，我嗅到有一股老味弥漫散布在这座大楼狭长的走廊里。但是当一九九八年夏天的某个午后，我第一次登上楼顶水塔，才真正发现这座楼已经开始烂了。

那个午后，我独自爬上五楼楼顶的大水塔，这是个巨大的木结构水塔，作为这个大楼的供水设备竣工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不知道它废弃于何年何月，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无用的摆设。我不经意握住水塔边上的一根水管，却发现它在我的手心里顿时变成了一捧铁灰——一根铁制水管，历经四十几载光阴，居然在我的手里变成了一堆铁灰！我感觉后背发凉，内心一阵恐惧袭来，如历梦幻之境，感叹时光之利能洞穿所有，感叹时间之重能砸烂一切！我记得那个夏天午后，当我发现这座大楼腐烂的秘密后，我惊恐万状地逃离，从此再也没有登上过楼顶平台。

若干年后的一个晚上，我们请朋友在地安门满福楼涮肉，当时满福楼已经从地安门路口挪到总政大院，在大楼西面开了个大门，而我们也从总政大院搬走五、六年有余。到饭店的时候一楼已经没有位置，服务员说二楼有，然后把我们引进一部狭小的电梯。电梯只到二层，我当时还纳闷，一共两层还弄个电梯，不是有钱烧的吧？更让我纳闷的是，这电梯居然迟迟到不了二楼。正当我心里七上八下时，二层到了。

记得当时坐在颇具中式风格的满福楼饭店二层，心里有种异样的感觉，我只当是故地重游引起的内心反应。当服务员告诉我电梯楼层的奥秘后，我听到我的脑子里“轰”的一声，思维瞬间被炸成一片真空。二层竟然会是总政大院五楼楼顶平台，而且就是原来水塔所在之位置！我坐在曾经如废墟一般荒凉寂静的楼顶平台大水塔上，如今却是富丽堂皇人声鼎沸的饭店二层，再一次地如历梦幻之境，久久久久地回不过神来……

在这个故事里，时间像个魔术师捉弄了我。这一刻——北京时间二零一零年二月九日晚上九点二十五分，我坐在普陀山雷迪森庄园303号房间里，心里还在思想着这一切是不是真的就是个梦境？就算我狠狠地拧自己一下，我就能保证不是在梦里拧自己吗？我如何分清梦和非梦？就像小时候因为害怕尿床常常在梦里找便桶，找到后怀疑自己是否又在做梦，当在梦里验证自己真的不是做梦而是确确实实找到了便桶后，便放心大胆地尿开了……对呀，我怎么能保证那不是个梦，或者说我在地安门大街四十号的生活根本就是个梦，根本就没有地安门大街四十号。再有可能那就是这十六年我在北京纷繁复杂的生活也全部是梦境的呈现，因为一九九四年的春天我太渴望去北京了，这十六年或许就是在那年春天的午后发的一个白日梦，至今未醒……甚至所有这一切的生活全部是童年时候的一个梦境，我再往前推二十年，一九七四年的夏天，即将入学的我，在铺满青石板的院子里做了一个长长的梦，一个长得不能再长的悠长的梦，在这个梦境里我渐渐长大，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在梦境里我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包括此时此刻我手中的笔记本电脑——这是个什么怪东西，居然不用铅笔自己就能写字？在这个漫长的梦里还有无数的梦中梦，梦中梦套着梦中梦，层层叠叠，重复、交叉、无有穷尽……再有甚者，根本就没有“我”这个人，“我”根本就是个梦，“我”就是生活在别人梦中的一个人，此刻——晚上十点五十二分，便是那个人梦中的“我”从电脑右下角看到的时间。

那么“我”是谁？“我”跟那个人有什么联系？他的梦醒了，还能回忆起梦中“我”的生活？“我”所看到的景象——太阳、星星、大地、河流、树木、鲜花、男人、女人、飞鸟……一切的一切，等那个人醒来后，是否全部是梦幻泡影？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地和河流，没有男人和女人……也许“那个人”根本就不存在，只是无始劫来的一个梦魇，只是这个梦魇里有你有我，有大地星辰……

也许……不能再也许了，再也许我将疯掉，也许也会让你疯掉，我对自己说，一切都是真真切切的，并非梦境。那么好，我再来讲一讲真实的地安门生活。

为了纪念地安门内大街40号的生活，我们请朋友画了这幅画

九五年为了在中戏学习，我和她在地安门附近板厂胡同15号院花上270元租了一间不足五平米的长条形小屋。一张床，一张写字桌，一把椅子和两个皮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如果谁要上床，坐在写字桌前的人必须起身让道。这就是我们在北京的第一个家，我们亲切地称它为“北京走廊”，喻意从这里走向北京，走向我们未来的生活。97年，当我们重新回到地安门东不压桥胡同租房的时候，这已经是第三次搬家了。记得当时我俩都在写剧本，为了让各自有一个写作的空间而不至于互相影响，她提出把“北京走廊”再租下来，租上几个月，以便把剧本完成。没想到那间小屋已经有人占了，于是我们租下了小屋隔壁另一间几乎一模一样的小屋，我们把它取名为“北京过道”。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才知道“北京走廊”和“北京过道”分别是煤炭部宿命里的男厕和女厕。五、六十年代北京胡同里的公用厕所没像现在那么多，所以一些四合院里都建有厕所。后来胡同里的厕所多起来了，四合院里的厕所才废掉。这就是说，从九五年的“北京走廊”，到九七年的“北京过道”，我们经历了一段从男厕到女厕的历史。

生活绝对是个幽默大师。

她很快在“北京过道”完成她的剧本，便重新搬回东不压桥胡同，随后我们就从东不压桥胡同搬出，搬到地安门内大街四十号总政大院。搬家几天后在地安门商场门口碰到一位老街坊，说东不压桥九号出人命了。

这桩人命案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只是起于一般的纷争，事发后凶手自己投案自首。问题是我们后脚刚刚离开那个院，那个院就出了人命案，似乎那把刺向胸膛的刀在我们前脚刚迈出九号院的时候就已经出了刀鞘，一俟我们的后脚离开，它的利刃就朝向那个脆弱的胸膛行进……那段时间，我的心情总不太好。无聊的时候，便在心里胡乱拼凑搬家后几天九号院的生活场景。

从一九九五年七月末住进地安门板厂胡同十五号院到一九九九年五月搬离总政大院，我们断断续续在地安门一带住了大概不到三年半的时间。我们在总政大院留下了自己的建筑，也就是说在梁先生的设计上重新添了一笔。当年我们在总政大院五楼租了两间房，一间就是上面说过的带露天大阳台的房间，楼里人称“玻璃房”。一间在玻璃房隔壁，是电梯后面的配房，一个有七、八平面的拐角，只是和玻璃房之间有一扇窄小的气窗。在当年梁先生前院后院的人居理念里，万万不会想到这种只配堆放杂物的电梯间日后也会住上人，所以梁先生是不会考虑在这么个房间里增加一扇窗户的。在征得大楼管理者同意后，我们请人在西面的墙上掏了一扇窗户，紧接着从四楼到一楼纷纷仿效，都在西面的墙壁上开了窗，倒也是整齐划一。我想，梁先生的在天之灵是能理解后人们对阳光和空气的基本需求的。

大雪前的一个晚上，我约一个外地朋友在地安门鼓楼后面一家叫“波楼”的酒吧见面。那是地安门后海一带我最喜欢的酒吧，因为它带给我一种悠然自在的感觉。虽藏在深巷，但造访的客人不少，可见它的魅力所在。其实酒吧很简单，几张桌球案子，几把桌椅沙发，没有乐队，只有几只慵懒的大猫在酒吧里闲庭信步。我听见朋友在电话那头乐，我说你别想歪了，此“波”非彼“波”，桌球里好像有“波”这个术语，要照你这么个理解法，那么鼓楼也有性暗示的嫌疑了？他说你别怪我想歪，要怪只能怪这个流氓的时代，这个流氓的时代把一些汉字都给歧义了！

因为出来早了一些，我忽然想到地安门路口的老字号华天小吃吃上一点东西。十年前，当我们住在这一带的时候，便常到那里吃早饭。我要了一碗杂碎汤和一块豌豆黄，我一边吃一边给她打电话，说十年前的味道还在啊！

十年，我已经在北京回忆十年前在地安门一带的生活了！我已经淡出故乡亲人的视线整整一十六年！在这个大雪即将来临的温暖湿润的夜晚，我的心里五味杂陈，什么味道都有。

2010年2月9日普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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