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呼吸化作空气

我无法前行， 我仍将前行。（I can’t go on.I’ll go on.）

今天快速翻阅了这本《当呼吸化作空气》，作者保罗·卡拉尼什曾经是脑神经外科总住院医生，他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在书中他毫不避讳地叙述了自己在确诊肺癌之后对生命的一些思考（包括自己的情感危机，医生病人双重身份带来的独特视角，诊治过程中的心理冲突及抉择等等）。

保罗在肺癌确诊之后不到一年就离开了，前九个月一度有好转的迹象，但之后情况急转直下。保罗在书中借自己的肿瘤医生之口，说出了要“活在当下”的道理：别因为你要死了才去做或者不去做某件事情，而是要找到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去做。

所以我想，可能正是死亡，才让人非常真诚地去探求每个人生命（或存在）的意义。保罗在确诊之后有两个大的决定：一是重返手术台；二是和妻子露西再要一个女儿（名为卡迪）。

这本书和《追逐日光》一样，后边的章节无法由病人完成，保罗的遗孀露西所写后记也同样地感人。

 当然不得不说，这本书的翻译就相当直白了，比如“ 为什么我穿着白大褂，就说话自带权威，穿着体检服，就这么温良恭俭让了？”“他已经和癌症过招许久，身心俱疲”这严重影响我对书中保罗观点的吸收。

因此我只罗列一些有触动的文字如下：

我的第一个死亡病例是哈维太太，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把任何病人简单看作病历上的文字了，而是把所有的文件和病历都当作真正的病人来看待。

我怕自己即将成为托尔斯泰笔下那种很典型的医生，沉浸于空洞的形式主义，诊断时只会生搬硬套，完全忽略更大程度上的人性意义......曾经有个脾气特别暴的兽医病人，拒绝众多医生、护士和理疗师的劝告，结果，他背上的伤口破裂了，正如我们警告的那样。我当时在手术室，被叫了出去，帮他缝好裂开的伤口。他痛得嗷嗷大叫，我心想：他活该。

没人是活该的。

人人终有一死，作为一名住院医生，我的最高理想不是挽救生命，而是引导病人或家属去理解死亡或疾病。

手术以后，我们又谈了话，这次我们聊了化疗、放疗和预后。这时的我已经懂点基本规则了。首先，具体的数据是研究室里用的，病房里没必要说。标准数据，也就是卡普兰-迈耶曲线，对部分存活了一段时间的病人进行了跟踪检测。我们就是用这个曲线来衡量治疗的进展，来判断病情的严重程度。恶性胶质瘤的曲线下降得特别快，手术两年之后只有5%的病人还活着。其次，话要说得准确，这非常重要，但还是必须留下希望的空间。我不会说“存活期是十一个月”或者“你有95%的机会在两年内死亡”，而是说：“大多数病人都活了好几个月到好几年。”在我看来，这可能是更诚实的说法。

(网上我自己查询）预后（英语：Prognosis）是一个医学名词，指根据病人当前状况来推估未来经过治疗后可能的结果。 若用于统计学总体，预后推估可以是非常准确的；比如，"严重败血性休克病人中，有45%会在28天内死亡"，这一判断有相当可信度，因为以前的研究发现死亡病人的比例是45%。

突然，主治医生叫我停下。

“保罗，要是你再往深处多切两毫米，会有什么后果？”他指了指相应的部位。

”如果我多切了这两毫米，病人就会全身瘫痪，只剩下眼睛可以眨一眨。主治医生的眼睛没离开显微镜。“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第三次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情况。”

我的感觉是，生理、道德、生命与死亡这些原本各自为阵的绳索，终于开始彼此交织了，慢慢成形，就算不是一个完美的道德系统，至少也是连贯一致的世界观，我在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要求很高的领域工作的医生们，见到病人的时候，都是他们最艰难的时候，也是最真实的时候，因为他们的生命与个性受到威胁。医生们的职责，包括去了解病人的生命因为什么而宝贵，而值得一活，并好好计划，可能的话，要尽可能保留这些东西——如果不行的话，就让病人去得安详体面。掌握这样的权力，就需要有很深的责任感，有时也掺杂着愧疚和自我责备。

医生和病人的双重身份让我有种撕裂的感觉，我一边钻研医学，一边又转向文学作品寻找答案。面对自己的死亡，我在挣扎，是重建旧生活，还是去寻找新生活？

面对死亡，很多决定都显得迫在眉睫，没有退路，容不得一点优柔寡断。对于露西和我来说，所有决定中最紧迫的是：我们该不该要个孩子？

(试管婴儿)我说，我们想尽量减少培养和破坏的胚胎数量。专家看上去满脸疑惑。大多数来这儿的人都是怎么方便怎么来......然而，几轮人工授精之后，很显然我们需要借助更高深的技术：我们至少需要培养几个试管胚胎，然后移植最健康的那个。其他胚胎只能自生自灭。就连一个新生命诞生的过程，死亡也占有一席之地。

自己的死亡，是一片毫无特点可言的荒原，我迷失其中，科学研究、细胞分子与无穷无尽的生存数据曲线，都无法指引前进的方向。于是我又转而求助于文学：索尔仁尼琴50的《癌病房》，B.S.约翰逊51的《不幸的人》，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内格尔52的《心灵与宇宙》，还有伍尔夫、卡夫卡、蒙田、弗罗斯特、格雷维尔等人的作品以及癌症病人的回忆录。无论是谁，只要写的东西与死亡有关，我都如饥似渴地阅读。我寻找那些能够把死亡及其意义解释清楚的字字句句。我要从中开辟一条路，好为自己下个定义；我要在其中探索方向，好继续缓步向前。

我突然惊觉，自己已经经历了悲痛的五个阶段，就是老生常谈的“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消沉→接受”

人类生命本身就是独特的，主观的，无法预测的。也许在组织和研究重复出现的经验主义数据时，科学提供了最有用的方法，但另一方面，科学却无法用来解释人类生命中最为核心的方面：希望、恐惧、爱、恨、美、妒忌、荣誉、软弱、奋斗、痛苦和美德。

我独有的顿悟：医者的职责，不是延缓死亡或让病人重回过去的生活，而是在病人和家属的生活分崩离析时，给他们庇护与看顾，直到他们可以重新站起来，面对挑战，并想清楚今后何去何从。

（化疗）几周以后，逐渐形成了一种模式：不舒服的感觉会慢慢减轻，等恢复常态的时候，恰好又到下次治疗的时间了。

我和艾玛每两周见一次，一开始，我俩的讨论就从医学方面的问题（“皮疹感觉好些了吗？”）上升到更具有存在主义意义的话题。通常来说，得了癌症的人都会选择休假，和家人一起，慢慢接受现实。这也是我的选择之一。

“很多人一查出癌症就彻底辞职了，”她说，“但有的人又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无论怎样都行。”

“我早就给自己做了四十年的职业规划，头二十年是外科医生兼研究人员，后面二十年去写东西。但是现在我基本上就在‘后面二十年’了，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嗯，这个我没法说。”她说，“我只能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重返手术台，但你必须搞清楚，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全书给我最大的感觉是真实坦诚，言辞恳切。他想帮助读者理解死亡，并直面自己必会死亡的命运，因此他仔细分享了他的心得，坦露了他对如何度过充满意义的一生的深刻思考。

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可以从他的文字里看到他（作为医生，作为病人）对生命，对家人无尽的爱，谢谢保罗医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