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浪费是管理学的终极目标，但过度强调精简会引发大量问题。公司应同样关注复原力。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1776年出版的里程碑式著作《国富论》中曾指出，相比让每个工人都负担部分生产成品的工作，更明智的劳动分工方式会大大提高商业组织的效率。40年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基于其比较优势理论，进一步阐明了斯密的观点。他声称，因为葡萄牙工人酿酒效率更高，英国工人则更擅长织布，所以他们最好坚守自己的优势领域，并与对方进行贸易。
这些洞见反映并推动了工业革命，而后者主要就是利用新技术，进行流程创新，从而减少浪费并提高生产率。当代管理学主要建立在以下两大观点上：1.相比个人努力，工作的组织方式对生产率的影响更大；2.专业化会带来商业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密和李嘉图是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前辈。泰勒指出，管理可以被视为科学；这一观点引发了大规模运动，并在爱德华兹·戴明（W. Edwards Deming）提出全面质量管理系统（Total Quality Management，旨在消除生产流程中的所有浪费）后达到巅峰。
斯密、李嘉图、泰勒和戴明共同将管理变成了一门科学，其客观效果是消除浪费——不管是时间、原料还是资本。效率至上的信念从来没有被撼动过，不仅体现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等旨在提高贸易效率的多边组织中，还通过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自由化、有效的税收形式、放松管制、私有化、透明资本市场、平衡预算和反浪费政府的形式，纳入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此外，全球所有商学院的课堂上都在推崇效率至上。
消除浪费听上去是个合理目标。我们为什么不希望管理者努力以更高效的方式使用资源呢？但在我看来，过度关注效率可能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效率过高的企业可能造成社会失序。这是因为随着效率的提升，专业化程度变高，效率最高的竞争者获得的市场支配力越来越大，因此效率带来的回报越来越不公平，并形成风险极大的商业环境。高回报只会流向越来越少的公司和人群——这种结果显然不可持续。我认为，补救方案是让企业、政府和教育机构花费更多精力在对竞争优势并没有直接影响的因素上：复原力。这可能会减少短期效率收益，但从长远来看，将创建更稳定和公平的商业环境。最后，我要阐述一下复原力议题所涉及的内容。
要了解长期以效率为导向的危险性，我们必须首先探讨就经济活动回报的分配方式而言，会有哪些最基本的假设。
结果并不一定出于偶然
我们在预测收入、利润等经济结果时，往往假设个人层面的所有收益都是随机的：完全出于偶然。当然，事实并非如此；收益由多种因素决定，包括我们做出的选择。但这些因素过于复杂，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暂且可以说经济结果的产生具有偶然性。偶然性只是符合我们观察认知的简单假设。
如果说经济结果都出于偶然，那么统计数据告诉我们，这些结果会服从高斯分布：在图表中展示时，大多数收益都会接近平均值，之后不论向哪个方向延伸，这种情况都会越来越少见。这有时也被称为正态分布，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事物都遵循这一规律，包括身高、体重和智力等人类特征。看形状的话，这种分布也被称为钟形曲线。随着数据点的增加，经济结果会越来越服从正态分布。
高斯分布在人类生活和自然界中太普遍了，所以很可能在多个领域中都会出现。我们认为，不管在物质世界，还是更大的范畴内，结果都会，也必须服从正态分布。
举例来说，我们预估各个行业的个人收入和企业绩效数据都基本服从高斯分布，基于这一假设我们建立了自己的系统并相应做出行动。人们往往会这样思考行业：不管你对行业的定义如何，行业中总会有一小部分赢家、一小部分输家（很可能会被淘汰）和大量集聚在中间的竞争者。在这种环境中，多数效率收益都会迅速消失，被其他利益群体吞噬，而新公司也会自然取代倒闭的企业。理想的竞争形式恰恰是反垄断政策希望实现的目标。我们不希望任何一家公司变得过于庞大和强大，导致分布失常。如果结果真的属于随机分布，竞争优势持续时间并不长，那么效率竞争会是可持续的。
但现有证据不能证实，经济结果具有随机性。实际上，效率收益让某些群体获得持续优势，而这种结果的分布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以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命名的分布。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帕累托就观察到，20%的意大利人拥有这个国家80%的土地。在帕累托分布中，绝大多数事件发生率都集中在底端，而顶端的长尾无限延伸。这种分布中缺乏有效的平均数或中位数，而且极不稳定。添加新数据点会让帕累托分布更加极端，这一点和高斯分布极为不同。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和高斯分布相比，帕累托分布中的数据点对彼此的依赖性更强。以身高为例，如上所述，这种特征的数据满足高斯分布。一个人的高矮对另一个人的身高并没有影响，所以身高（在各个性别内）服从正态分布。现在我们想想，当一个人决定关注Instagram上的哪个人时，会发生什么情况。通常他会查看不同用户都有多少粉丝。只有几个粉丝的人不会被纳入考虑范围内。相反，像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这种有大量粉丝的名人（据最新统计，她已经拥有1.15亿粉丝），会立即被关注到，因为他们已经有众多粉丝了。粉丝集聚的效应会不断放大，进而形成更大的效应：更多粉丝慕名而来。因此，Instagram粉丝群满足帕累托分布：少数几个人坐拥最大的粉丝份额，大部分人只有很小的份额。粉丝群的中位数是150人到200人——这只占到金·卡戴珊粉丝群的极小一部分。
这也适用于财富。在这个世界上，金钱在任何时候都是有限的。你的每一分钱别人都得不到，而你的赚钱活动并不独立于其他人的赚钱活动。此外，你拥有的钱越多，就越容易赚到更多钱；常言道，你要有钱，才能赚钱。我们常听人说，最富有的1%美国人拥有美国近40%的财富，而最底层的90%美国人只拥有23%的财富。美国最富有的人比最贫穷的人富1000亿倍；相比之下，美国最高的成人比最矮的成人高不到3倍——这再次说明，在帕累托分布中，结果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我们发现，财富的地理分布也出现类似的两极分化现象。富人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地区。1975年，最富有的5%美国人中，21%的人居住在最富有的10座城市，到2012年，这一比例增至29%。收入也是如此。1966年，爱荷华州锡达拉皮兹市的人均收入与纽约市持平，现在却落后37%；1978年，底特律与纽约市不相上下，现在落后38%；1980年，旧金山比美国平均水平高50%，现在高出88%；纽约市的同期数据则分别为80%和172%。
商业结果似乎也开始服从帕累托分布。发达国家的行业整合日益普遍：越来越多的行业，利润都集中在少数几家公司手里。举例来说，在过去20年里，75%的美国行业集中程度都升高了。1978年，最赚钱的100家公司所得利润占所有上市公司总利润的48%，但到2015年，这一数字甚至升至84%。（详见边栏“少数公司日益增强的权力”）所谓新经济的成功故事在某种程度上要对此负责——平台企业迅速发展，其网络效应往往会带来竞争优势，从而迅速将高斯分布转变成帕累托分布，金·卡戴珊和Instagram就是典型案例。
现在我们来探讨，对效率的追求如何融入这一发展趋势中（所谓单一文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某些群体如何受到权力和利己主义的诱惑，钻营投机并带来破坏性后果。
整合的压力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比尔·麦凯维（Bill McKelvey）等研究复杂性的学者，已经找到了系统地将结果转变为帕累托分布的几大因素。其中包括系统承受的压力和系统成员之间连接的便利性。想一想复杂性理论家最喜欢的实例——沙堆。即使将数千沙子一粒粒填进沙堆，沙堆也不会倒塌；一粒沙子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但也可能你再填进一粒沙子后，就出现了连锁反应，最后整个沙堆都倒塌了；突然间，一粒沙子有了巨大影响。但如果沙堆处在无重力环境中，就不会倒塌。只有在重力将最后一粒沙子拉拽下来，迫使其他沙子也失去重心后，沙堆才会倒下。
在商业结果中，重力对应的是效率。以美国废弃物管理行业为例。曾经美国各地有数千家小型废弃物管理公司，或者说垃圾回收站。每家公司都会就特定路线安排一到几辆垃圾清运车，为沿线客户提供服务。这数千家公司的利润率满足正态分布。多数都集聚在平均值附近，一些效率极高、规模较大的公司赚到更多利润，一些实力较差的公司赚到较少利润。
之后Waste Management公司（WM）的创始人韦恩·休伊曾加（Wayne Huizenga）加入了战局。从企业的成本结构来看，他明确了两大因素：卡车采购（车辆价格高昂，而且因为使用频繁，需要定期更换）以及保养和维修（车辆使用强度大，所以这一要素尤为重要，而且成本极高）。每家小型公司一次都买一辆或多辆卡车，并经营配套的修理厂，为自己的小车队提供服务。
休伊曾加发现，如果他在某一地区获得多条路线，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首先，他对卡车制造商会有更大的采购优势，能以更低的价格买到垃圾清运车。其次，他可以关闭单个修理厂，集中建立一个效率高得多的工厂。随着改革的实施，效率提高的效应不断叠加。休伊曾加创造了足够资源，可以持续购买小型废弃物管理公司并向新领域扩张，进而扩大WM规模，同时进一步增效。这给所有小型运营商很大竞争压力，因为WM可以进入其领域并提供更低价格。这些小公司要么亏损，要么被WM收购。休伊曾加的成功说明了系统受到的压力剧增。
和沙堆的倒塌一样，行业也会迅速整合；WM作为主导者，获利最多，而第二大整合者Republic Services公司赚到的利润也相当可观。几家规模明显较小的潜在整合者有少量回报，大量小微企业只能勉强维持运营。如今该行业的结构和帕累托分布一致——WM作为赢家，垄断了市场。2017年，公司营收超过140亿美元，在2018年3月去世时，休伊曾加已是亿万富翁。
既然WM如此高效，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它呢？难道不是所有消费者都会受益吗？是由WM还是由众多小公司给环卫工人发薪水，这重要吗？答案是，超高效的垄断模式会增加灾难性失误的风险。为进一步阐释原因，我们来看看一个农业案例。
单一文化的问题
美国多地都曾种植过杏仁，但有些地区更适合杏仁生长。在多数生产环境中，规模效应都可以通过整合获得。事实证明，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央河谷是最适合种植杏仁的地方，如今全世界超过80%的杏仁都产自这里。这是生物学家所谓的“单一文化”的典型商业案例：一家工厂生产一种产品，一家公司主宰一个行业，一种软件主导所有系统。
这种效率是有代价的。杏仁行业有意消除冗余，或者说富余，但在此过程中失去了冗余带来的保障。一次本地极端天气事件或一种恶性病毒就会削减一大半全球产量。
整合也会有连锁效应。加州所有的杏花都必须在同一时间段内迅速完成授粉，因为杏树都生长于同一片土壤上，气候条件也完全一样，因此种植者必须从全美各地运来蜂巢。但与此同时，蜜蜂流行病肆虐，人们开始担忧美国人工给所有植物授粉的能力——毕竟植物本来应由蜜蜂授粉。关于蜜蜂流行病的理论之一是，在全国范围内陆运蜂巢是单种栽培中从来未出现的情况，所以蜜蜂的抵抗力下降了。
权力和利己主义
从WM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高效系统的另一结果——最高效的组织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权力最大的玩家。考虑到人们主要出于自身利益采取行动，因此系统越高效，高效组织就越可能钻空子，而当这种情况出现时，高效目标就不再是将社会整体价值长期最大化了。相反，高效开始被解读成，哪些因素能给主导者带来最大直接价值。
你可以在资本市场中看到这种趋势：关键公司决策的制定者会联合最大的股东。具体情况是：机构投资者支持对以股权激励形式发放高管薪酬，之后高管会以提高效率的名义采取行动，削减工资并减少研发和资本支出。成本及时减少后，现金流量随之增加，进而带动股价飙升。这些投资者（特别热衷于投资对冲基金）随后和高管一起出售自己名下股份，获得短期收益——股价会跌到初始水平。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但其他人付出了代价。最明显的输家是因公司财产缩水而被解雇的员工。但长期股东也会蒙受损失，因为公司的未来岌岌可危。客户会在产品质量方面受到影响；公司减少对产品改进的投资后，就不能保证质量了。
股东价值的支持者表示，手握更优质产品和服务的新进入者会缓解这一状况：他们将雇用下岗职工，大量客户会被他们的产品吸引，股东也会投资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多回报的项目。但该观点的前提是，市场内部快速变化，权力没有集中在少数组织手上。有些行业确实如此，比如航空业：飞机和登机口是主要资产，比较容易购买和处理掉，所以每当需求增长，新公司就会进入市场。但创办银行、芯片工厂或电信公司并非易事。（讽刺的是，进入可能是新经济中一些最热门领域里最困难的事。这些领域中，在位企业有网络效应强有力的支撑，并往往因此获得竞争优势。）在有些情况下，权力会过度集中，必须通过政治干预，减少主导者对行业的垄断，比如19世纪90年代的反垄断运动。
养老金公司是个垄断者滥用权力的典型反面例子。理论上，基金经理应就自身长期投资决定的质量展开竞争，因为这才会给养老金领取人提供价值。但美国最大的25家养老金公司中，有19家公司的资产占到全美最大的75家养老金公司总资产的一半以上，而且是政府创建和监管的垄断企业，其客户无法选择提供商。如果你是得克萨斯州的一名教师，政府规定，你的退休资产由政府机构得克萨斯州教师退休金（Teacher Retirement System of Texas）来管理。因此，只要基金经理不犯过于明显或公开的错误，工作就比较安稳。他们完全有机会钻空子。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接受贿赂（往往来自对冲基金），选择特定的投资方式（让对冲基金受惠）。仅仅在过去十年里，美国两家最大养老金公司（也是政府垄断企业）的高管就因对冲基金数百万美元的贿赂被起诉。我们可以认为，我们每发现一起类似事件，就意味着更多人逃脱了追查。此外，贿赂并非总那么明目张胆。养老金经理可以接受自己根本无法负担的奢侈旅行，还有很多人辞职，去投资银行或对冲基金找到了油水丰厚的工作。
养老金行业中另一阴险做法是，将股票借给卖空的对冲基金（养老基金是使用这种计谋的最大组织）后，基金经理可收取好处费，数额相对较低，但肯定能帮他们实现回报目标。这种做法让对冲基金得以在资本市场兴风作浪。交易商获得了机会，但公司领导者实行长期管理的能力被削弱了。养老金领取人蒙受损失，而对冲基金和养老基金经理从中渔利。
在竞争的无形之手操控下，关注自身利益的人只会在变化迅速的市场中寻求长期价值最大化，因为市场活跃的话，结果就比较随机。如果竞争过程中短期效率是关注点，以上情况就不会出现——如上文所述，一些高效组织的优势往往会持续很久。这些组织获得市场份额的同时，市场支配力也会提升；他们有更多机会谋取私利，而非创造价值。
效率至上似乎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混乱，那么社会该如何遏止这一趋势呢？如上文所述，我们必须更多关注一项较少受到关注的竞争优势：复原力。
向复原力倾斜
复原力是走出困难的能力——在受到冲击后恢复初始状态。现在我们想一想适应既有环境（关注效率的结果）和适应环境变化之间的区别。有复原力的系统往往具备以下几大特征：多样性和冗余，或者说富余，而这些都是效率力图消除的特征。
要避免效率陷阱并增强复原力，组织可以：
限制规模。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反垄断政策的趋势都是放宽管制，避免效率受损。实际上，在美国和欧盟，即使合并可能导致过度集中——效率收益只会给少数垄断者带来好处，但只要冠上“提高效率”的名义，都会被视为正当交易。
我们必须扭转这一趋势。市场垄断即便通过有机增长等合法手段实现，也并非可接受的结果。Facebook凭借核心业务累积的雄厚资本，资助旗下品牌Instagram击败Snapchat，这对世界来说并不是件好事。我们也不能容许亚马逊剿杀其他所有零售商。英特尔几十年前为了压制AMD，给不使用AMD的电脑制造商折扣，这不值得提倡；近年来高通（Qualcomm）也有类似行为，这并非好事。我们的反垄断政策必须加大监管力度，确保动态竞争，即便净效率会因此降低。
增加摩擦。我们在追求更高效系统的同时，消除了所有摩擦。这就像我们试图创建一个干净到没有任何微生物的房间。就在一切都发展得非常顺利时，一个新的微生物进入了房间，给本没有抵抗力的住户带来极大危害。
为避免类似陷阱，企业和政府必须定期进行免疫治疗。我们不应消除系统内的所有摩擦，而应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增加有益的摩擦，从而提升系统的复原力。
举例来说，降低国际贸易壁垒不应被视为百利而无一害的做法。虽然大卫·李嘉图明确指出贸易会带来效率收益，但他未预见到这对帕累托结果的影响。政策制定者应设置一些贸易壁垒，确保少数巨头不会支配全部市场，即便这种支配似乎可以将效率最大化。法国的小型法棍面包店受到多种监管条例的保护，避免出现激烈竞争。结果是：虽然法国的长棍面包并不便宜，但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面包。日本的非关税壁垒让外国汽车制造商几乎不可能打入本地市场，但日本依然打造出了几家全球最为成功的汽车公司。
资本市场也需要摩擦。美国监管机构当前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提高流动性，同时降低交易成本。于是他们先是允许了纽约证交所收购其他多家交易所，之后允许美国洲际交易所收购纽约证交所。如果该目标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实现，那么身家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对冲基金投资人会以更快的速度，在更有限的大型市场中交易，并获得更不合比例的帕累托结果，而他们本身就已经处在帕累托财富分布的最顶层了。美国监管机构应借鉴欧盟的做法：欧盟阻止了欧洲两家最大交易所——伦敦证交所和德意志交易所的合并。美国也必须停止设置阻碍新进入者建立新交易所的壁垒，因为这些壁垒只会巩固大型合并组织的力量。此外，如果政府禁止公共部门养老基金（如加利福尼亚公务员退休基金和纽约州公共退休基金）借出股票，卖空和卖空引发的波动就会大幅减少。
提高耐心资本。普通股权应该是一种长期股权：公司一旦获得，理论上就会永久持有该资本。但事实是，任何人都可以在未经公司许可的情况下，在股票市场上购买这种股权。也就是说，普通股权可以是种短期投资。但对于想要制定和部署长期战略的公司来说，长期资本比短期资本的益处要大得多。如果你给我100美元，但告诉我，你有权提前24小时通知我，你要改变这笔钱的使用方式，相比你告诉我，我可以在之后10年内随心所欲地使用这笔钱，第一种情况中的100美元更有价值。若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希望的股票持有期像他开玩笑说的那样是“永久”，那么相比投资只维续几毫秒的量化套利对冲基金文艺复兴科技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巴菲特的资本价值更高。
尽管这两种股权投资对公司的价值不同，但都享有同样的权利。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应基于资本持有期限决定表决权。这样的话，每多一天持有一股普通股股票，持有人就会能多一票表决权，持有期限最高可达3650天，或者说10年。如果你在10年内持有100股，就可以投36.5万股股票。如果你卖出这些股票，买家就会在交易当天获得100票表决权。如果买家成为长期持有者，最终可获得36.5万票表决权。但对于潘兴广场（Pershing Square）这种维权对冲基金买家来说，持有期以月份为单位，所以长期投资者的战略难免会受到利益左右。我们提到的这种表决权分配方式会奖励提供最有价值资本的长期股东，并让维权对冲基金很难有效控制公司，因为他们购买的股票每股股权只能转变成一票表决权。
有些人认为，这会造成管理持续低效。事实并非如此。在当前情况下，对管理层不满的投资者可以出售他们对每股股票的所有权及附加的表决权。在上文提到的系统中，如果投资者感到不满，也可以出售每股股票的所有权和附加的表决权。但如果很多股东对管理层都表示满意，而某一维权投资者希望赚快钱，于是迫使公司出售资产、削减研发费用或采取其他可能危害公司未来的行动，那么他获取表决权，进而实现其目标的行为就会遭到有力抵制。
创造好工作。我们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产生了这一想法：常规工作是必须最小化的成本。公司对培训和技能发展的投资不足；雇用临时工和兼职人员；为避免“多余时间”，工作安排过于紧张；设置的工作对技能要求不多，所以薪酬会极低。但另一事实被忽视了：人力不仅仅是种成本，还是可以产生效益的资源，但现在的管理方式在降低人力成本的同时，压低了这部分效益。
如果我们关注长期生产率，会怎样？如果我们不再设置低技能、低工资的钟点工工作，而是创造带来效益和价值的工作，会怎样？在《好工作战略》一文中，麻省理工学院的泽伊内普·托恩（Zeynep Ton）指出，有些折扣零售商对员工的投资加倍，招募更敬业、更懂行的员工，提高客户服务水平，降低流动率并提高销量和利润，从而进一步扩大投资。好工作战略有一个似乎有悖常理的关键点：容许冗余，或者说给员工宽裕时间，让他们更自发地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好工作战略不仅仅只有益于企业。廉价劳动力模式会让整体经济都付出惨痛代价。沃尔玛等公司在压缩劳动成本时，只是将以前由雇主承担的成本转嫁给纳税人。近期的国会研究评估了一家有200名雇员的沃尔玛门店对联邦预算的影响。研究表明，每名员工每年的低薪补助要花掉纳税人2759美元（按2018年美元价值计算），包括食品和能源补贴、住房和医疗援助、联邦税收抵免等。考虑到沃尔玛有1.1万家门店和230万雇员，公司引以为豪的劳动效率似乎代价不菲。
培训复原力。管理教育的核心是一心一意追求效率，并侧重培训学生的分析技巧——利用短期指标评估提效能力。结果是，学生毕业进入社会后，（我认为他们无意中）建立了极其缺乏复原力的高效企业。
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和学生无疑会提出异议。但他们的课程恰恰反映了这一问题。金融学教学生竭力打造高效的金融机构。人力资源学教学生高效的人员配置。市场营销学教导如何高效定位细分市场并进行销售。运营管理学教导如何提高工厂效率。终极目标是将股东价值最大化。
当然，这些本非坏事。公司应在长期内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问题在于，现在市值是定义股东价值的指标。同样，本季度劳动力成本降低也是体现效率的指标。将本年度运营环境的资本结构优化，体现了高效的资本配置。这些都是评估长期结果的短期方式。
如果我们继续使用上述短期指标，管理者就会设法在这些方面取得最高业绩，即便长期复原力会因此受损。维权对冲基金将控制公司，并以短期指标为方向迫使公司采取相应行动，从而实现高效。监管者和代理表决权顾问机构会支持这些基金；他们会继续以为，自己的行为与公司脆弱化现象无关。
为了民主资本主义的未来，管理教育必须呼吁加强复原力，而非持反对意见。
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指出，现代历史的主题是专制主义和现在所谓“民主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后者显然占了上风，但要说取得胜利（福山这样认为）还有些勉强。每天我们都发现新证据，证明民主资本主义一直以来的基础——经济效率，并不能合理分配新增收益。帕累托分布的残酷现实威胁到了全体选民的核心价值观：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可以在长期内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我们的系统变得更脆弱且更不公平，这远非我们所愿。改变必须发生。
罗杰·马丁是马丁繁荣研究所主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前院长，著有《创造伟大选择：领导者的整合思维指南》（Creating Great Choices: A Leader's Guide to Integrative Thinking，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7年出版）一书。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