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影响，在家荒度了一个月，实在焦虑，出于自我精神安慰，买了一堆书缓解情绪。花了两天读完了蔡崇达的《皮囊》，忘了为什么买这本书，好像是看到“闽南作家”，因为地理的亲切感就加入了购物车下单。从书里看到了好多家乡的味道，和自己成长的影子，唯一区别的是，我没有蔡的早熟、自知和自省。一直都活在自我的虚幻里，很多事情很多痛楚都会自圆其说地去逃避，至今，如此。
很少看到如此写实的8090年代闽南生活被印刷在书里，虽然我是个刚刚好的90后，虽然我住在漳州的某个小镇，但是儿时的闽南烟火气一样深刻在骨子里。每个月初一十五都要拜神明，遇到人生大事或者疑难困惑都要去找神明用圣杯（其实我只知道闽南话的称呼，感谢《皮囊》翻译了很多我无法表达的闽南习俗）寻找答案；还有老家的阿小，香港的阿小，天才文展，好像每个人身边都有这么一些人。初中的时候就揣着一个文学梦，立志要写一本小说，把我身边所有的人和故事写进去，我还记得真的有写了个开端，一样是第一人称的我开始叙事，写了几页青涩又幼稚的出场，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看完《皮囊》，觉得自己真的惭愧，即便如何辞藻匮乏，堪称不上文学，但写下来或许真的是一件特别酷的事，至少对自己来说。
老家的房子
书里提到的蔡家的房子从地皮到地基到一层两层、四层...闽南农村的房子就是这样的。从我记事起，家里的房子就从一层楼加盖到两层，二楼好多好多年都没装修空置着，直到我们结婚前，才里里外外全部翻新装修了。老家的房子已经三十二岁了，爸妈至今还住在那儿。妈妈老是说，爸爸当年多傻，把钱都借给别人了，结果自己的房子都没有重建，导致现在所有人家里房型都是套房，而我们还是停留在老式的单间并排......更重要的是，88年的房子地基没有加固，以后可能很容易沦为危房。前些天回去，我问老爸“我们这房子地基没有加固以后变成危房了怎么办？还能住几年？”老爸很云淡风轻的说：“那不要紧，村里还很多人家也这样，没那么脆弱...等我们死了，你们也不会回来住了……”
我突然就接不下去了，把眼神悄悄地移开，沉默了好一会。是因为听到“等我们死了”，也是因为听到"你们也不会回来住了”……突然很自责，自责自己的无能，无能为这个问题提供更合理的答案，以及去改变这可能“潜在的危险”。虽然我们姐妹三都在各自城市里有了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庭，也曾努力劝说父母来城市生活，顺便帮忙带小孩，就不用待老家辛苦地维持那点香蕉田了。但是每次待个几个月后他们就嚷嚷着难受，要回家，特别是爸爸，最长待不到三天。读了《皮囊》，才渐渐明白，我们在城市高楼里生根的新家，根本不是父母心里的那个家。而我们，也如同蔡崇达描述的：我们都是既失去家乡，又永远无法抵达远方的人。
父亲和母亲
那时候爸爸妈妈为了养家糊口经常出去打工装香蕉，早出晚归，要自己骑着摩托车到很远很远的隔壁镇上。如果早上太早出门，或者我们放学回来他们不在家，爸爸都会用红砖瓦片，在门口的水泥地上，写“饭菜在锅里，你们起床（放学回来）自己吃，我和妈妈去装香蕉了。”这也是我和爸爸最早的文字交流，以至于后来中考、高考等重要关卡，我都会和爸爸用书信来传递感情。
有一回晚上八点多了，他们刚刚结束工作，下了很大很大的雨，两个人披着雨衣，就这样在雨夜里开了很久很久。我们三姐妹都睡了，但是我和姐姐每次都会各自提着心，看着窗外的灯，竖起耳朵仔细听摩托车的轰轰声，听到声音好像到门口，看到摩托车的大灯照过窗边，我就会赶紧跑出去门外探着头，下一秒，摩托车匀速地驶过家门口，才发现是邻居回家了。
那天，他们到家的时候已经晚上十二点了，雨还没有停，两个人湿漉漉地把摩托车推到大厅里，然后脱下雨衣。我和姐姐跑出来问“今天怎么这么晚啊？”爸爸淡淡地说：“没事，车坏了，修车耽误了”，然后，抬头看了一眼墙壁上挂着的老时钟，说，“这么晚了啊，你们快去睡吧”。后来，过了很多很多年后，妈妈才提起来那天晚上的事，他们回来路上摩托车坏了，两个人就这样在泥泞的土路（那会有些乡道还没有水泥路），伴着雨，夹着雷电，推着摩托车，大雨模糊了前方的路，举步维艰地走在黑夜里。不知道走了多久才走到一家修车店，修完车又近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还担心太晚回去了，三个孩子会不会害怕。回到家后，又冷又饿，简单糊了口我们吃剩的稀饭，没时间去抱怨什么，两个人又匆忙地睡去。因为，第二天早上六点，他们又要如此去一个小时车程外的地方打工一天。
爸爸和中国传统定义中的父亲形象非常吻合，沉稳，不善言辞，隐忍。也是个典型的闽南男人，大男子主义，几乎没进过厨房，没在家做过任何家务活，却在外不知疲倦地为全家生计咬牙坚持。类似以上的很多事情，都是多年后妈妈告诉我的，其实很多时候抗不过去了，难过到可能揭不开锅了的时候，妈妈都忍不住想宣泄给我们，但是都很及时地被爸爸制止住了。然后我们三个孩子就一直生活在“殷实，温饱，快奔小康”的日子里，直到多年后我们各自工作结婚，妈妈才松口，也轻松地提起曾经的那些难。
闽南的重男轻女现象一直都潜移默化地存在于每个祖辈里，由于我们家里三姐妹，没有生出一个男丁，所以妈妈大半辈子在家族里都饱受委屈和有色眼镜。妈妈是个藏不住话的人，三不五时就会跟我说起刚生完我和妹妹时，第二天就要下床煮饭洗衣服，更不用提坐月子了。奶奶经常抽着卷烟，在家里指手画脚地使唤妈妈，因为生的都是女儿，奶奶觉得妈妈是个无能的女人。在闽南的封建传统里，生不出儿子的女人都会被乡里乡亲指手画脚，特别是无权无势无财的市井小民。妈妈说，那会经常自己偷偷抹眼泪，爸爸又是个不顾家里内务的人，所以所有的委屈和痛楚只能自己一个人消化，因为还有三个不到五岁的孩子需要照顾。
后来我们姐妹还算争气，都各自上了大学，在城市里扎根下来了，妈妈才彻底放松了下来，然后也能够直起腰板到村口的小店里和别人“吹牛”，女儿给她买了一个血压测量仪，这么小又不值钱的事都能让她和不同的几个人重复说上无数遍。母亲节给她发了红包，生日时给她送了一束花，回家时给她买件新衣服，她都能开心很久很久。慢慢地，我才知道，妈妈之所以藏不住话，也是因为大半辈子的“忍气吞声”和祖辈约定俗成的封建规则，让她变得无比知足。
我总是很害怕知道这些家里的“真相”，好长一段时间，甚至到现在马上三十岁了，我都不愿意去回忆这段拮据的，又难过的日子。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被爸爸“惯坏”的虚荣心作祟，可能是害怕现实把我浮于表面的“殷实”彻底摧毁。再次感谢《皮囊》，让我有这么一次机会直视“家”，不管走到哪儿，父母在的那个地方，才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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