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上午，我坐在医院里的床上。她们三人横冲直撞就进了病房，看了一眼病床，就一起走到窗边的一排柜子前，打开其中一个柜子，东张张西看看。这时，靠窗的病人生气地发话了，“人家还没出院呢！你们怎么可以乱开别人的柜子！出去出去！”她们三人顿时没了刚进门时的气势，把行李试探着放在窗前，轻声说了句“放在这可以吧？”没人回复。她们仨，新病人、她丈夫和姐姐就挨个出了病房。
中午，隔壁床的病人出院了。她们仨可以名正言顺地进病房了。两个大姐往床上一躺，我起先还不知道哪个是病人。两人有聊不完的家常，说不完的话。一直从下午，絮絮叨叨到晚上。我那小脾气再也忍不住了，拉开两张病床间的帘子，很不客气地说，“阿姨，可以安静点吗，这不是自己家，这是医院！”接下来是一阵安静，而我心里却平静不了。
医院里睡得早，八九点就熄灯了。熄灯后，新病人的丈夫进了病房，之后再也没出去。没过多久，隔壁床就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鼾声。原来，新病人和她丈夫挤在一张一米左右宽的病床上，而她的姐姐睡在躺椅上。我心里很懊恼，不可以出去住旅馆吗，为什么非要挤在病房里呢？我以为就这晚挤一挤，没想到她们就这样挤到了出院。
这晚，我没有睡好，一两小时醒一次，心里有气，有担心，因为第二天我动手术。手术前禁食，怕耗费体力，我一直躺在床上看书，看《万历十五年》。隔壁床的大姐继续她们昨天的话题，似乎许久没见，一肚子的话怎么也说不完。她们说的方言，我从没听过，不知来自哪里，只觉得聒噪得很。过了会，病人姐姐从柜子里拿出几个香梨，随手递了一个给靠窗的病人，可是被人家一口回绝，“我不要吃！”病人姐姐难堪地笑了笑。靠窗这位大约四十岁，说一口杭州话。她出院的时候，管自己走了，没有和我们打招呼。
隔壁床的丈夫和姐姐，除了出门吃个饭，其余时间都呆在病房里。妻子健谈，她丈夫倒是很木讷。既然他们是外地来的，医院离西湖又这么近，怎么不出去走走呢？这个问题，被后来住进的一个新病人先我一步问了。大姐就说了，她丈夫才读过小学，相当于文盲，出门怕迷路，这来杭州的火车票还是她买的。从哪来呢？金华浦江。你们是做什么的？种葡萄的。我也加入了这场对话。“这附近就有音乐喷泉，晚上可以去看看啊！沿着平海路一直走就到了……”可是平海路对她们来说，多么陌生。她们仍旧不敢出门。
我是周三动的手术，隔壁床大姐是周四。那天下午，大姐被推进手术室后，她丈夫就这样扒在窗台上，看着窗外，许久许久。等到大姐被推进病房，大姐丈夫就憨憨地笑了，赶紧上前铺床。不知是不是看到手术后家人给我按摩小腿，他也给大姐按摩小腿，一边按一边傻傻地笑着，没有什么比手术顺利更重要的了！大姐胃口大，饿得快，她丈夫去买来一碗大馄饨。她姐姐就一个接一个把大馄饨塞进平躺的大姐嘴里。我看得惊呆了，不是说手术后六小时禁食吗？手术后，我可是吃了一天的流质呢！
术后两天，精力恢复些，我妈就出去逛街了。出门前，我妈对隔壁床的姐姐说了句话，“姐，我出去逛逛，等会这边的盐水，你帮忙照看一下哦！”我妈就这样把我拜托给隔壁床了。这大姐倒是挺上心，时不时凑过来看看盐水挂没挂完。有一次，我妈又不在医院，我想把床摇高点，就自己动手了。这时，这大姐连忙跑过来，“你别动，我来就好”。渐渐的，她们的说话声不讨厌了，我也会和她们聊天了。我这才知道，隔壁床嘴里的姐姐，不是她的亲姐姐，而是二十多年的朋友！两人虽不同村，却都种葡萄。而这个六旬的朋友居然可以放下农活和一大家子，来杭州照顾她的朋友，给她擦身，喂她吃饭，陪她聊天，挤一张床。听完这些，我触动很大。我能为朋友做这些吗？有朋友为我做这些吗？
有了这些交流后，我再也不会觉得不顺眼、不顺耳。我出院前的那个晚上，大姐的丈夫和姐姐，在靠窗病人丈夫的陪伴下，终于去看了一场西湖音乐喷泉。我看到他们脸上的兴奋，简直比自己去一趟还开心。因为这一家人上一次来杭州，已经是二十多年前。这一晚，我睡得很安心。
出院时，我一一和病友阿姨道别，她们也热情地和我道了别。一段短短的萍水相逢，却让我记忆深刻。因为她们让我看到了朴素的夫妻感情和真诚的朋友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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