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高考

    又要高考了，离我的高考已过去了三十余年，但每年高考我都常常温故犹新，尤其是高考时那大雨，瓢泼大雨和没有伞的我。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两次高考的大概为数不少， 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是学专业的，在小县城里，那时还算个冷门儿，第一次据说是被人顶了，我那时人小胆大，一个人跑到某高学校找到当时的音乐系主任质问人家，主任开始很耐心的说  ：“你们县本来一个指标，按我们的录取原则，文化课合格后我们录取了专业第一，你是第二。后来又追加一个文化高分的指标，而你文化分也是第二名。”我听着这样的强盗逻辑又急又气，含着眼泪争辩说：“在录取原则里，清楚的写着，文化课合格后按专业成绩录取”。那个主任又和气的说：“复读一年吧，明年我们欢迎你”！记得当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大声说：“你们欺负人”！主任的脸就拉长了，然后起身离开了办公室。

        我茫然无措的回家了，母亲看着我什么话也没说 ，父亲问我:”还想复读吗？如果想你就回学校。如果不想复读，李大夫想拉你跟她学医，你也知道她一直很喜欢你，她的大徒弟出去上学了，正好现在缺人手，你是不是愿意先过去帮个忙？”说实话我不喜欢，但考虑到父亲厂子里怎么也追不回的三角债，犹豫再三还是答应了。

        李大夫我很熟，她是某个特殊时期来到到我们乡卫生院“改造”的 ，好像是某个大城市某个大医院的妇科医生，后来她和我们村一个帅小伙结了婚，两口子十分恩爱。她退休后就在我们村开了一家诊所，十里八村的都来找她看病，口碑极好。我来诊所的第一天，李大夫没有叫我干活，只是拿了三本书给我，两本人体解刨，一本中药药理 都特别厚，让我先看看。

        对于参加过高考的人背药理不是事儿，可看人体解剖的教材，我真的受不了，无法控制的想吐。正在倍受煎熬的时候，我们村小学校长找到我父亲，说中心校刘校长打听我的消息，问我是不是愿意去乡中代课，缺个语文老师。我像一只快要淹死的狗突然抓住了一根枯木 ，激动的一口答应下来。父亲说：“代课老师工资很低，只是临时工，你考虑好了”。我对父亲说：“明年我一定会考上大学。”

        那年我二十岁，担任了初一两个班的语文课，初二两个班的历史课。每天除了备课、上课就是面对那帮半生不熟的崽子，再就是复习自己的功课，每周末去保定找老师上声乐课，每节课五块钱，加上路费和吃饭，基本上每月四十块钱的工资就没有了。工作期间我住校但学校的食堂我基本不去，自己只是从家里带干粮，母亲会做一些炸酱或者腌菜给我带上，吃上两三天，回家再拿。冬天我不会管炉子，几乎每天早晨起来都得生火，旁边住校的陈老师偶尔会过来帮忙，教我和煤掺土的比例，封火的技术。他笑着说::“你把全学校的破桌子烂凳子都烧了，这一冬天烧的劈柴比煤多！”言语间带着一丝调侃和同情。学生们放学回家后，我会在自己的办公室唱歌或弹琴，我的老师刘校长常常跑过来批评我不安心工作，还瞪着眼睛不屑的说我不可能考上大学。听他的语气我怀疑他是不是后悔把我找来做老师。直到期末考试后看到我全年级第一的成绩，他才露出笑脸，但依然嘱咐我安心工作.。

      转年四月底我要出去考专业了，刘校长叼着烟翻了半天白眼还是准了我的假。两周后我带回来一个不错的专业成绩，于是更加勤奋的学习文化课！那年的政治课本变了，我没学过也没有教材，是一位在徐水补习的同学给了我课本和相关资料，我依然带干粮住校直到七月六号，那天我上完课又去找刘校长请假，他这次答应的很爽快。并且说：“这次回来就一定安心工作啊”！似乎他已断定我根本没有可能考上。当天下午我带上个小小的行李卷儿骑车子到了四十里外的一中，住进了同学的宿舍。7.8.号两天，大雨滂沱，没有伞的我，瑟瑟的在走廊里等着雨停。9号考完最后一场，我像个完成了使命的勇士卸掉了一身的铠甲，清清爽爽的回到乡中自己的办公室，然后把所有的与高考相关的书籍资料全部扔掉，然后安安静静的等待结果。可直到放秋假，我也没接到录取通知书！放假回家时我带走了所有的东西，同事问我：“都带走？你开学不回来了”？我说：“不回来了”。她说：“你肯定能考上吗”？我说：“考不上也不回来了”！

      收到通知书时已经是九月底了！我去告别我的老师我的刘校长，他依然叼着烟，大眼珠子闪着光深吸一口烟，语气缓缓的说：“去吧，毕业再回来”！

      十月二号的晚上，我和怀孕六、七个月的弟妹（我的同学)坐在院里剥玉米皮儿，玉米堆的像座小山，天很凉，我们俩说了很多话……

      十月三号我带着父亲给我借来的300块钱，背着行李，走进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校园。（写到这里我哭了，当时很苦但没觉得，现在有点痛定思痛。）

日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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