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讨伐匈奴的时候，牧羊人卜式上书，愿意捐献半数家产以资助边防用度。
武帝派人问他：“你是想做官吗？”
卜式答道：“我从小以牧羊为生，不知道该怎么做官，所以不想做官。”
再问：“你是家里有冤情想申诉吗？”
卜式答道：“我这一辈子与世无争，看到同乡有穷人就借钱给他，看到有不善的人就教他做善事，和乡里乡亲一贯和谐相处，没有任何冤情。”
再问：“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呢？”
卜式答道：“天子讨伐匈奴，我认为贤者应当死节，有财产的人应当奉献资财，如此则匈奴可灭。”
然而这般高尚情操并没有换来与之相称的回应——武帝将这件事和丞相公孙弘商量，后者的意见是：“这实在有违人之常情，希望陛下不要应允他的请求。”
于是武帝没有接受卜式的好意，卜式只好又回家牧羊去了。（《汉书·卜式传》）
儒者为政，最重人情，对那些有违人情的高尚举动往往报以怀疑的眼光。
在一切的人情之中，骨肉亲情最是人之常情，国法却偏偏不是。
而问题恰恰在于：骨肉亲情正是儒家思想的一大基石，儒家理想中的国法可以说就是在血缘伦理上衍生出来的社会伦理，于是当亲情与国法发生冲突的时候，最自然的选择便是以亲情为重。毕竟对至亲的爱胜过对远亲的爱，对远亲的爱胜过对陌生人的爱，这是天伦，儒家便是由此整理发扬出仁爱之说的。
仁爱，亦即等差之爱。在儒者看来，维护仁爱不但是维护天伦，同样也是在维护首要的政治纲领。
《汉书·刑法志》讲仁爱的意义，说人在生理条件上比不过动物，之所以比动物高贵完全在于智力优越，人要依靠智力以群体合作的方式在天地之间博取生存，而如果没有仁爱，人就不能组织成群，也就谈不到生存与繁衍了。这就意味着，仁爱是人类赖以维系群体组织的最重要的生存本领，而大舜和徐泰的所作所为恰恰体现了仁爱精神，所以，即便他们确实给社会造成了一些困扰，但仍然是应该受到鼓励和表彰的。
回到大舜的情况，即便他对天子的权位毫无恋栈，但普通百姓恐怕也不会乐于见到一代圣明天子因家庭问题一夜之间便抛下国家不管了。所以时至宋代，苏辙起而翻案，认为孟子的解决之道是野人之言，并非君子之正论；天子的亲属犯了罪需要“议之”，谁说天子的父亲杀了人就可以免死呢？（《孟子解》）
苏辙所谓“议之”并非独创之见，而是源自儒家另一部经典《周礼》。
《周礼·秋官司寇·小司寇》有所谓“八辟”之说，也就是对八种特权人士的特殊议罪程序。
这八种人分别是国君的亲族、国君的故旧、贤者、能者、有功者、尊贵者、勤劳国事者和宾客。
不同于孟子的解决方案，这套“八辟”之说在中国历史上才真正被付诸实践了，历朝历代多有沿袭，在法律条文里一般被称为“八议”，也就是被苏辙称为“议之”之“议”。
被议的人和议罪的人通常都属于同一个阶层，要么是皇亲国戚，要么是达官显贵，要么兼两者而有之。这是一种在法理上被光明正大地认可的官官相护，也是一种在法理上被光明正大地认可的统治阶级的特权。
文 | 云间大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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