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东野圭吾《名侦探的守则》
东野圭吾算得上时下推理小说界的翘楚了。毕竟，在国内推理小说的畅销书排行榜上，他的几部作品已然雄踞多年——请别怀疑，只要在书店里扫上一眼推理小说或畅销书的那一栏就明白了。从最初受电影影响而大火的《嫌疑犯X的献身》，到最近又爆得大红的《白夜行》，大有比肩昔日之江户川乱步、松本清张、横沟正史等人的势头。不过，若论最爱，我倒更偏向他那本满是调侃的小说合集：《名侦探的守则》。
说起来，早在柯南从名侦探变为“死神小学生”之前很久，我已开始学着疏远推理小说。一方面，随着年龄增长，“中二病”总要有些收敛，对那种过于强调主角“超人”能力的作品逐渐养成了些免疫力；另一方面，也是受够了推理小说的“俗烂”。
确实，要把推理小说写得不落俗套很难。就像近几年被频繁吐槽、满眼“烂梗”的TVB剧和韩剧，这类小说中的小把戏，因为写作者的泛滥而变得人人皆知：密室、荒岛山庄、死前遗言、童谣杀人等……各种套路都太熟悉了。挑剔的读者变得像肥皂剧观众一样，在谜底最终揭晓前，便开始猜测答案，对作者如何苦心构想谜题、隐藏答案却置之不理。阅读小说的乐趣不再是跟随主角感受谜题一点点被解开的过程，而变成了仅仅是寻求最终答案与自身预测的“相符”。
这本《名侦探的守则》之所以可以幸免于此，大概是因为作者所采用的那种所谓的“实验性”、或“先锋性”的手法吧。
不一定要像福克纳那样，写出《喧哗与躁动》式的意识流作品才算是先锋小说，只要能在写作中，破坏一些固守的成规，作品就会具有某种实验性。《名侦探的守则》正是这种做法的典范，主人公在传统推理小说中的固有身份在本书中发生了一定的错乱：理应身为配角的刑警先生以“我”的第一人称身份居于舞台中心，而理应是主角的大侦探却仅仅是在作者叙述的角落中才偶尔活跃一下。与此同时，戏中戏的叙述，让主人公身份的错乱变得更为复杂，所谓的“主角”与“配角”就像是陈佩斯和朱时茂小品中所饰演的那样，在偶尔的暗较高下中，又似乎合谋构成了对那个作为“文本上帝”的作者的对抗。
从极简主义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像啃掉一颗水蜜桃那样，将依附于果核之上的鲜嫩多汁的果肉全部去除，那么，所有推理小说的内核所揭示的，无非是小说主人公在作者的摆布下，为解决三个问题而不停地兜兜转转：凶手是谁？为何行凶？以及，如何行凶？
在这三个问题之外，则是作者绞尽脑汁运用的各种障眼法：隐藏关键证据也好、设置多余的嫌疑犯也好，抑或是借助各种大夸其张的自然和非自然力量等等，目的旨在让读者在接近真正答案的同时，又不至于过早揭穿谜底。毕竟，这才是这类小说原有的魅力所在，让读者享受那种缓慢的烧脑的感觉。
然而，误导的手法始终有限，所以，即使是再高明的厨师，面对食材只有胡萝卜可用、又限定了烹制手法的“命题作文”，也难以有更好的发挥。于是，体现在具体的推理小说中，无论是主角的侦探、或是其他配角们，都会被那些既定的规则束缚，在旁观者眼中，阅读整部作品就会像在无可奈何的饥饿中咀嚼自己的皮带一样，难以忍受。
事实上，推理小说之所以走向俗烂，多少与这类作品诞生的背景有点儿关联。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推动推理小说产生的重要动因是，文艺复兴后，人们对理性精神的崇拜。这从对该类小说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便可看出端倪，作为主人公的侦探必须像个十足的偏执狂或强迫症患者，不停搜集关于谜题的事实、证据，以及一些微小的细节，一刻不停地谋求破解谜题。说实话，如果我身边有这样的人存在，肯定会觉得这家伙是疯了。
一如“死神小学生”柯南的那句经典台词：真相只有一个。对于多数推理小说的主角而言，他们就是保证这个“唯一的真相”得以恰当呈现的守护者。但是，理性到了极致，就成为某种乏味的“程式”，因为支撑理性的基础正是对因果律的痴迷，所谓“唯一的真相”就成了“唯一的因果”。而如果在任何一个文学文本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可被套入相似的因果框架中，文学便失去其魅力所在了，要知道，文学、尤其是推理小说，其魅力正是那种在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平衡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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