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得像风铃一样

郝运的记忆里，从小没见过母亲，与父亲也并没有亲密地相依为命，而更像若即若离的朋友一起长大。

郝运的记忆里，父亲总留着小胡子，喜欢抽烟，喜欢足球，喜欢炒菜，还喜欢音乐。

郝运的记忆里，在他5岁那年，父亲带了一个女人回家。女人会做一手好菜，笑起来像风铃一样清脆，跟父亲一样喜欢音乐。她教郝运搭积木、唱歌、跳舞，给郝运说很多很多外面的新鲜事，给郝运煮有阳光味道的红烧肉。

他们一起搞了一个没有宾客的开放式婚礼，穿着婚纱或礼服到处乱逛，一会儿哼着歌追西落的太阳，一会儿跳着舞蹦跶在小河边。后来，他们一起刷火锅，一起去书店各自淘各自的宝贝，一起窝家里做自己的事情。

他们好像一起生活了很久，久到像无处不在的风，久到男孩的潜意识里一直深深地记住了这个女人就是父亲的挚爱。

他们好像一起生活很短暂，就像一阵风过去风铃就再也不响了，以至于后来每当提起她父亲都说男孩记错了，眼睛闪烁再也不发一言。

在郝运10岁那年，郝运再也没见过家里那把吉他，再也没听过父亲哼唱他随手编的小曲子，再也没有看过父亲像风铃那样笑。没有了风铃的清脆响，一切都很安静。父亲过着风轻云淡的日子，说着风轻云淡的话。

郝运上大学了，学着父亲那样留小胡子，照着谢霆锋的海报换了个发型，拽着一个大背囊便走进了那个让人期待已久的大门。

郝运的大学生活平淡无奇，隔三差五一群人出去唱歌喝酒吃烧烤泡妞，剩下的时间就是写稿子、赶论文、在课室睡觉或者在床上睡觉，没有同龄人那份对家的牵挂，也没有同龄人那份要摆脱父母管制的烦恼。

从大一起，郝运就奔腾在各式各样的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希望靠自己的爱好养活自己。捣腾着捣腾着，没有以青年作者之称闻名于世，倒是以痞子作家之名远播隔壁系。一个小故事，两段小短文，三篇小说，就俘虏了经管学院的小学姐。

郝运慢慢戒掉身边那些小女生，像父亲那样说写云淡风轻的话，为小学姐戴上一条银手链，牵着小学姐过着甜蜜而云淡风轻的日子。

在郝运读大三那年，小学姐说她要去美国，要站在世界金融中心看股票走势。小学姐说完笑得像风铃一样。

小学姐登机那天，频频踮脚目不转睛地到处张望，瞳孔所及之处皆为人，却又觉得整个机场空荡荡，眼睛空荡荡，心里也空荡荡。

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小学姐耳边人潮的吵闹消失了，她听不见妈妈的哭声了，她左手腕上的银手链不知何时走丢在人潮里。

郝运在马路边上看一架又一架远去的飞机，旁边垃圾桶的顶端堆满了烟头，直到霓虹灯接替太阳的班次。

郝运的故事开始在杂志上连载，每一个故事的女主角都叫铃儿，男主角都用郝运的三个死党的名字，一个总是噼里啪啦说个不停的像宠物精灵的瘦子小乐，一个总是嚼着口香糖的胖子大马，一个总是不笑也不说话也不嚼口香糖的像蓝天白云的不耍也酷的家伙阿明。

郝运23岁，大学毕业，最终没舍得家乡的稻香味道的空气，拿了毕业证就拽起四年前背进学校的包赶上了火车。

郝运回到家里，发现家里多了一个女人，她不怎么说话，总是发呆，默默做好一切，皮肤更白皙一些，眼睛更大一些。

郝运在镇上租了一个房子，从此窝在他无尽的书海和稿子里。偶尔，骑个电动车回家跟父亲吃个饭。

时间过去越久，男孩越是容易一看到或者想到父亲就想起那个笑声像风铃的女人，有时候梦里会跳出那个女人穿着蓝色的连衣裙，哼着歌，身体随着歌声律动，但看不清她的眼睛。

盛夏的一个晚上，父亲来到郝运的窝，躺在郝运的床上。窗外很热闹，有各种虫鸟叫和偶尔驶过的车声。男孩压低了声音，装作不经意地说：“我又梦见她。”他也不知道自己说的是陈述句还是疑问句，心跳得太快都听不清自己的语气。

窗外的鸟虫声更为响亮，屋里的安静吓得桌上的闹钟都走得蹑手蹑脚的。不知道过了多久，父亲突然坐了起来，拿起衣服，穿好了，说：“你先睡吧，我出去走走。”郝运习惯了每次提起她父亲的反应。

就在郝运准备追上那年的飞机的时候，一串声响吓得飞机都坠落了。郝运睡眼惺忪扭头，尽力用额头皮肤和眼袋挤压后撑开，准备爆粗时，发现是父亲在慌乱地收拾地上的玻璃碴子，抿了抿嘴，说：“哎哟，没留意到你的花啊。”

夜太黑，没开灯，郝运看不见父亲的眼睛，却能感受到父亲怯怯的眼睛，不知道在害怕什么，只是因为打烂了一只花瓶么？

第二天，起床，父亲在出租屋的窗台坐了好久好久，烟头落了一地。正当父亲再拿起一根烟的时候，郝运抢了过去，说：“请我吸一口呗。”

父亲看着郝运放在嘴里猛吸了一口，皱了一下眉头，扯了扯左边嘴角，没有焦点地看向远处，缓缓开口：“儿啊，你还记得你娘么...”父亲试图想说完，却再也说不下去。

他们安静得像猫赖在阳光下，一起看街上的人来人往。

后来，郝运起身进屋，过了一会儿端着一碗面出来，放在父亲面前：“你的。”然后又回屋扒着另一碗出来。

父亲看着面前那碗面，想起郝运小时候，只有他俩的时候，郝运不开心，他就煮一碗面，加一根香肠两个鸡蛋，说：“吃了心情就会一百分。”不由得嘴角扯开了一些弧度。

“我这儿没香肠也没鸡蛋，您就凑合着吧。”郝运边吃边说。

“哈哈哈，嘿你个小子，当我小孩儿哄呢！”父亲笑了，好久没看过父亲那样笑了，笑得像风铃那样。

父亲吃完面条，跟郝运说，原来那个常出现在郝运脑子里的女人不是5岁才认识的，是在那个女人胎盘时，他们就认识了，但一场持续的高烧把这些记忆剪掉了。然后他们重新认识，父亲和母亲都觉得没关系，郝运才五岁，还有好多个明天。然后一家三口参杂着心酸地重新创造更多幸福的记忆。

生活喜欢挑战人的底线，一次比一次过分，这一次一家三口变成了两口。

那天，母亲去给郝运买生日礼物，一只蓝色笔筒形状玻璃的风铃，像极了母亲跳舞唱歌的样子。每次郝运经过那家书店都忍不住多看两眼，母亲记住了，也买到了，心满意足地往家走，也许是走路的时候只记得替儿子开心，忘了其他，也许是一切发生得太快，她被卷入大卡车底下后脸上没有痛苦。

父亲说，郝运的妈妈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