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财政问题、金融问题和鸦片问题初见端倪。
军费、旗人、漕运、河道，号称清帝国的四大吞金巨兽。嘉庆时期，国家在常备军军饷、南粮北调、治理黄淮河、旗人生计等方面的开支，年均3000余万两白银，占当时财政支出的80%以上。
与此同时，各省亏空和积欠日益严重，无力将税收足额上缴国库，中央财政捉襟见肘。据统计，嘉庆六年（1801年），各地应缴未缴正赋、耗羡、带征等税收项目共计1127万余两白银；嘉庆十三年（1808年），各地积欠达1540余万两；嘉庆十七年（1812年），积欠达1900余万两。
财政的拮据，迫使清政府多方“开源”，采取了卖官鬻爵、加税、扣发官员津贴（养廉银）、拖欠绿营兵工资等饮鸩止渴的临时性措施，甚至还有大臣上奏建议开设国营当铺来牟利。
相较财政问题，帝国的金融问题更加突出。大清设有白银和铜钱两种法定货币，两者官方兑换比价为1:1000，即1两白银兑换1000文铜钱。但从嘉庆初年开始，银价不断上涨，铜钱价格暴跌，最高峰时需近1300文铜钱才能兑换1两白银。
银贵钱贱的现实，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衡，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直接引发了系列民生问题。
例如，政府向百姓征税时，通常要收取白银。而普通百姓家庭可支配收入多为铜钱，缺少白银等大额货币，缴税要用铜钱或谷物兑换白银。此时，百姓们必须以白银的市场价格、而非官方兑换比价来折算，实际负担比名义税率翻了好几番。
百姓实际收入下滑，导致社会终端消费能力下降，反过来严重冲击了生产和就业，本就贫困不堪的低收入群体陷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为何会出现银贵钱贱的局面？
这种趋势又该如何扭转？
不懂得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大清官僚们莫衷一是。
有的官员力主加速开采银矿，加大市场上的白银投放量，但国内银矿储量和产量均十分有限，只算是杯水车薪；有的官员认为市面上铜钱太多，应下大力气打击“刁民”私铸铜钱，从而应当降低流通中的铜钱量，实现铜钱和白银比率的再平衡；也有一些官员把目光放在对外贸易上，认为鸦片贸易带来的白银外流才是白银供给不足的症结根源。
1769年，鸦片是大清帝国允许公开进口的药材，由葡萄牙人从土耳其贩运而来，每年只有约200箱；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鸦片专卖权，开始向东南亚和中国大规模输入鸦片，致力于用鸦片来扭转长期以来英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鸦片——这一特殊商品倍受清朝官员、将领、商人和地主的青睐，贩售者日众，吸食者剧增，不仅造成国库空虚、财政匮乏，而且使得国民精神萎靡、身体素质受到极大摧残，一步步侵蚀着清政府的统治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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